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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唐瑞霖老人 ——《飘逝的枯叶》九十四 【原创】  

2017-04-11 09:37:10|  分类: 16、飘逝枯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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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唐瑞霖老人  

 

 唐瑞霖老前辈是我女婿的姥爷他自幼因家贫流落到北平打工后因商家失火,老板诬陷而回乡务农。回乡后,适逢抗战蜂起,他的家乡位于抗日根据地之内,年仅15岁的他即于1941年参加了八路军。

几十年来,他出生入死,先后参加了冀中反扫荡、解放石家庄、解放北平、解放太原、解放大西北等战役。1950年先是奉命参与修建宝成铁路,后是入朝参战,曾随军攻入汉城1953年回国后,先后在45军、65军任团、师职领导,立下了诸多战功。文革期间,因他忠诚老实、坚持原则,工作能力、文字能力都强,于1967年底被派到中央组织部参加军管组(对外称业务组)工作,分管联系群众、完成领导交办的各类事项等工作。在此期间,他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品德和风范。

1968年夏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党全国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整顿党的组织(简称清队、整党)。康生要求中组部的清队整党工作要先行试点,然后再全面展开。业务组分工唐瑞霖负责干部二处试点工作。在试点工作中,他坚持历史地看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区别对待,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在方法上,采取个人讲清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经群众讨论,认为说清了问题,就解脱出来。先解放大多数,对认为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需要进行重点审查的,再组织内查外调,把问题搞清楚,做出准确结论,防止扩大化。经过试点,他认为二处参加清队、整党的30多名干部,都说清了自己的问题,不需要再搞重点审查。就将试点的情况书面上报给康生办公室。在报告中,讲了试点的做法,列举了几位同志的情况,同时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提到的一位干部叫孙一德,孙是二处的一位女干部,1965年随毛主席的女儿李纳一起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团,在河北省正定县搞四清时,组织上派孙一德负责照顾李纳的生活并保证其安全。孙一德感到非常荣幸,在整个四清过程中,时时处处跟随李纳行动,细心照顾李纳的生活。但在社教工作团党组织讨论接收李纳入党时,孙一德认为,李纳参加社教运动的工作时间不长,应再考验一段,不同意立即接纳李讷入党。为此,有人说孙一德跟随李纳形影不离,是监视李纳的特务行为;不同意李纳入党,是对李纳的政治迫害,是对毛主席的不忠。而唐瑞霖在二处整党讨论会上和试点情况报告中明确表示,孙一德照顾李纳的生活与安全,是领导交给她的任务,孙一德的行动,正说明她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是责任心强的具体表现,不能看成是对李纳进行监视;不同意李纳入党,是孙一德在党的会议上提出的个人意见,是党的组织原则和民主生活所允许的,不能认为是对李纳的政治迫害,更不能就此说她对毛主席不忠。这个报告一发出,就遭到造反派头头的围攻。他们说试点是在极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让唐瑞霖立即收回报告,要求领导另行派人重新试点。唐瑞霖当即据理反驳了这一无理要求。可康生看了报告竟批示:试点做法可行。对孙一德这样的人不要轻易放过。在这种下边攻、上边压的情况下,唐瑞霖仍然坚信自己对孙一德问题的看法是正确的。如何对待当时炙手可热、权倾天下的康生的批示呢?经再三考虑,唐瑞霖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先将康生批件存入档案,只要康生不再追究,就不了了之;万一追究下来,再去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如果不能统一认识,他决定宁可犯不执行中央首长指示的错误,也不能违背原则去整好人。好在直到病死,康生也没有再问及此事,这就保护了孙一德。

文革期间,江青飞扬跋扈,动辄点名批判这个,打倒哪个,这个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帽子满天飞,想给谁戴就给谁戴。当时在社会上也形成那么一种风气:对江青的态度,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江青的话就代表毛主席指示,谁要说江青点什么,谁就是现行反革命。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国摄影工作者协会的一派群众组织,于1969年的冬天,整理了江青历史上的一些照片,其中有江青演《赛金花》的剧照和那时在上海的结婚照等图片,影印后向外界散发。而另一派群众组织则向党中央写信,指控他们整理散发、污蔑攻击中央首长的黑材料,是现行反革命行为,要求严查法办。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主管中组部工作的纪登奎同志批转给中组部业务组,要唐瑞霖办理此事。他经过调查分析后认为,那个群众组织整理的30年代江青在上海时的那些照片,是历史事实,构不成污蔑攻击。但是在当时情况下,整理散发这些图片资料是有损领导形象的。所以,要求他们将已经整理散发的图片资料,如数收回上缴,今后不准再整理,并没有给这个组织和当事人定任何罪名,也没有做组织处理。事后,将调查处理结果和收缴的图片一并送汪东兴同志酌处。上述查处结果,当事人是满意的。也幸亏江青本人不知道这件事情。

1967年,陈伯达点名批判马列主义学院秘书长柴沫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隔离审查。柴沫同志不服,多次写信给陈伯达要求接见,当面申诉冤屈,而陈伯达却拒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柴沫含冤自杀身亡。据此,马列学院将柴沫同志定为畏罪自杀,开除党籍,并不准保留骨灰、不准开追悼会。1970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之后开展批陈整风时,柴沫同志的爱人给毛主席写信,要求为柴沫平反昭雪。毛主席批示:王良恩同志酌处。王良恩(时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管马列主义学院工作)又批转纪登奎交唐瑞霖办理。他经过调查认为:陈伯达点名柴沫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柴沫遭受隔离审查后,曾三次写信要求与陈伯达面谈申冤,均被拒绝,处于无奈自杀身亡。在讨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时,唐瑞霖提出,柴沫志确系受陈伯达迫害而死,畏罪自杀的结论是错误的,应予撤销。但对是否应该开除党籍的问题则有两种意见。王良恩等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自杀就是错误,开除党籍的决定不能改变。唐瑞霖认为柴沫的自杀,是对陈伯达残酷迫害所采取的迫不得已的斗争方式,开除党籍的决定应该撤销,予以彻底平反;对凡是共产党员自杀就开除党籍的观念应该改变。有的同志则说:按照你唐瑞霖的说法,柴沫自杀还有功啊。柴沫的爱人知道这两种争论意见后,再次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批示:难道逼死了人,还要清除吗。才统一了认识,为柴沫同志彻底平了反,撤消了马列学院所作的柴沫畏罪自杀,开除党籍的决定,召开追悼会,将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一件件类似问题,接连不断,使得唐瑞霖左右为难,感到非常棘手,于是他一再要求还回部队工作。终于,1973年底,上级同意了他的请调报告,任命他为65军副政委。

仅由上述三件事也可看出,唐瑞林是位坚持原则、党性很强的共产党员。

1986年离休后,他被安排在北京军区政治部北京八里庄休干所修养。去年,因病久治不愈逝世。

唐瑞霖党性强,品德高尚、廉洁奉公,谦虚谨慎,是一优秀的中共党员。他有6个子女,一个都没有安排,现在大多从事工人工作。仅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唐瑞霖品德之优秀,党性之强。他在中组部工作时,为自己的子女安排个好工作简直可以说就不算什么事,但他却一丝一毫也不为自己家考虑。因系亲戚关系,我曾同老人接触过数次,也曾深谈过几次,亲身感受到了老人的高风亮节。因而他突然逝世后,我和妻子、女儿都非常悲痛。去八宝山开遗体告别仪式前,我特撰写了这两幅挽联表达我的敬仰之情、悲痛之情。老人家的几个子女觉得这幅挽联概括了他们父亲的一生,就将这幅挽联悬挂到灵堂两侧。我为自己能为老人家出点力而感到欣慰。我历来尊敬那些廉洁奉公的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他们,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没有他们,中国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他们,中国不可能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尽管现在民主制度的实行还遥遥无期,但他们的努力仍永远值得尊敬和歌颂。今特将这幅挽联刊出,以求永志不忘

 少年投身革命,驰骋平津燕赵,

筑路天宝,抗美援朝,戎马倥偬,战争年代是英雄;

 

 晚年坚持学习,攻读马列毛邓,

治军北疆,德高业精,廉洁奉公,和平日子立新功。 

                                                 ——悼唐瑞霖

 

军功自垂史,英名照汗青;

品德真纯正,仁义超古人。

                                             ——悼唐瑞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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