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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块肥皂”和“20元”——《飘逝的枯叶》之五十 【原创】  

2017-02-23 09:46:17|  分类: 16、飘逝枯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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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11                                                           “半块肥皂”和“20元”

——《飘逝的枯叶》之五十

 

自然,我对“龙”等对我的“性教育”并不完全同意,直到今天我仍认为他们是受到一些中国封建社精神文化中糟粕部分的污染,有不少不符合科学、民主、人道的观念和行为。

一天,我在离厂区不远的火车站旁散步,看见龙与几名青工正急匆匆顺着铁路枕木边的小道骑车往西走。我问龙去哪里,龙跳下车来,低声附耳告我:“去嫖......”。我更感到奇怪了,旧社会才有妓院,才有人去“嫖”,现在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早在解放初期就消灭了妓女现象了,现在又正值“一斗二批三改”的文革时期,到哪里去找妓女呀?见我目瞪口呆的傻样,龙诡秘地笑笑,跳上自行车匆匆走了。当夜,恰逢我与龙俩人值班站岗。我问龙到哪里去“嫖”的。他告我:顺铁路往南,过3个隧道、两座桥,有一家国营大煤矿,煤矿旁有两个村庄。这家煤矿已有上百年开采史,这两个村庄的农妇把自己“卖给”矿工也有上百年历史了。龙笃定地告我:“十家就有九家卖,便宜。”我问:“你们一月才三十三块五毛钱工资,还得养活父母、老婆、孩子,哪有这余钱?”龙骄傲而鄙视地说:“那些女的都他妈脏兮兮的,浑身都是煤黑子沾的煤灰,连那里面都是黑的,谁给她们钱?给点东西就够便宜她们了!”我问他给什么东西,他不屑地撇撇嘴:“半块肥皂,就是咱们发的劳保肥皂!”

  后来,为买便宜鸡蛋,我也曾去过那两个村子,的确穷极了,我看比旧社会也强不了多少,一只大公鸡只要三毛钱,一斤鸡蛋四毛钱。诚如龙所言,妇女们都脏兮兮的,好象从来不洗衣服也不洗脸似的。看来,偏僻而穷困的山区百姓之所以性禁忌观念淡薄,除了未受到儒家文化浓重影响的原因外,恐怕还有个主要原因:太穷了!人首先得求生存,保温饱,然后才轮得着讲性禁忌,讲人格尊严。吃不饱、穿不暖,连性命都保不住,还要什么尊严和贞节?

以后几十年间,我又增加了不少这方面的见闻。这些见闻更固定了我的这一看法。1998年,我去海南岛开学术会议。研讨会在五指山中的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首府通什市的琼州大学召开。会议间隙,我与同仁去市区游览,琼州大学的老师介绍说,某某街区就是“小姐”们聚集招揽生意的聚集地。我们一天晚饭后去看了一下。尽管那些女子姿色差了些,但也太“便宜”了——才要20元钱(物价上涨了,比当年的半块肥皂也多不了多少)!我和同行的武汉某大学的王老师同行,我俩在路边灯暗处看到一位个子低低的,长得很文静,看上去很老实的20岁左右的女孩子站在路旁暗处,就问了她一句:“你是什么地方人?”她低声答:“湖南。”王老师问:“你为什么要出来做这事呢?”她低声答;“家里太穷,弟弟要读书没钱。”我虽然并不相信这位“小姐”说的就是真话,但穷却是肯定的。谁家的女孩子不是因为生活所逼,会出来做这样任人侮辱的事呢?谁听说过官员的女儿出来做这种事呢?可以肯定地说,做此类事的几乎全是贫困人家的女子。实际上,目前中国社会的这些丑恶现象和俄罗斯小说《亚麻》中描写的妓女生活并无多大差别,都是因为穷。我想,要说差别的话,就是俄罗斯竟有为了革命而隐藏到妓院当妓女的革命者:有一个贵族出生的民粹主义大学生美女,为了革命,为了妓院便于隐蔽,自己设法进妓院做了妓女;还有几个贵族家庭出身的大学生,为了拯救改造某妓女,使某妓女走上新生活,竟花钱赎出另一个妓女,并和她结了婚。所以,我历来非常佩服俄国的民粹主义者,觉得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

三天后,在返回的路上,我们与会的二三十位教师顺路在三亚住了两天。晚上我们到“天涯海角”旁的海滩散步,一大群“小姐”立刻就围了上来。有几个活跃点的老师故意逗那个领头的“小姐”,问她:“多少钱?”这带头的“小姐”年龄稍大些、颇有姿色,她大方而一本正经地答:“按质论价。”几个老师又指着其中一个漂亮些的女子问:“她多少钱?”答:“500。”那老师叫苦:“太贵了,我们没那么多钱。”答:“有便宜的啊,最便宜的50。”搞得那老师没有了退路,只好指着我们中的一位年纪老些、肚子大些的某大学的校长说:“他是我们的老板,他很有钱,你们去找他吧!”那几个女子竟真的将那位大学校长团团围住了。校长久经沙场,对付她们看来饱有经验,校长微微一笑,指了指我们这二三十人说:“我们人多,你们几个不够。”那女子不屑地说:“你们才几个人,你就是有1000人,我一个电话就都叫来了!”我们这些书呆子一看这阵势,知道我们根本不是人家对手,连忙落荒而逃。

 我曾经查阅过一些“关于妓女起源”问题的资料。西方盛行妓女起源于宗教的说法。如在汉摩拉比王(公元前1750年)当政时,神殿里有不少女祭司和“圣职妓女”,她们通常来自优裕家庭,其收入是神殿主要的经济来源。前5世纪时期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描写道:“每一个当地的妇女在一生中必须去神殿里一次,坐在那里,将她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男人……直到有一个男人将银币投在她的裙上,将她带出与他同卧,否则她不准回家……女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她一定要和第一个投给她钱的男人一同去。当她和他共卧,尽到了她对女神的职责后,她才可以回家。”所以,那时做妓女并不感到是种耻辱。历史记载,西方的国营妓院始于雅典的大政治改革家梭伦,他决定开设国营妓院还受到当时社会的普遍赞美,说这一举措已是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需求,二是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梭伦制定律法是公元前594年,他创设国家妓院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这是西方社会的说法,是不是就是妓女的起源?不能肯定;更别说东西方文化差别巨大,中国妓女的起源肯定有自己的“中国特色”了。

近几年,有人认为,中国历史上也存在过类似巴比伦、古希腊女祭司的女巫,但一是在史书中找不出一条关于殷商女巫卖淫的确凿材料,二是在中国宗教从来就没有掌握过一天政权。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妓女的出现比较复杂,开始是“家妓”、“巫妓”(巫娼),后又产生了“宫妓”。史载,夏桀曾蓄女乐、倡优达3万之多。从商周到秦汉,上自天子和王侯将相,下至各级官员及乡下富人,都以蓄女奴多寡作为炫耀权势和财产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些女奴往往都负有呈身献技的双重使命。《周礼》中就有明确的记载,当时一般都选貌美才长的女子供皇帝淫乐。春秋时代,管仲和西方的梭伦一样,率先在齐国设立了为国家经济、政治服务的妓院,其目的,一为增加国库收入,二是了缓和国内社会矛盾,既使许多男子无处发泄性欲有了出路,又使大量女奴有了一定生计。当时和后世的各国纷纷仿效,还有创新发展地利用妓女做间谍、腐蚀工具来制服强国的,如著名的越王勾践利用西施灭掉吴国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上述说法都是记载于史书之上的史料,但我想,真正的历史并一定就是史官笔下的所谓“正史”,史实远未达到真实的地步。我想,妓女产生的主要根源还在于剥削、压迫的存在,还在于经济上的不平等。从私有制社会建立初期的情况来看,我以为大致有以下原因:一、私有制形成,特别是进入父系社会后,女子逐步沦为男子的附庸和玩物。女子既然已是玩物,对男性来说,就会以换新鲜来追求刺激,自然是女人越多越好,妓女就会应运而生。二、随着统治阶层的日益巩固和商人的出现,权力和财富日益集中,这就使这些社会上层人士有余钱来追求声色犬马,耽于享乐,妓女也就有了雇主。三、当时的大小奴隶主占有和蓄养大批女奴,这样就会使社会上男女比例失调,出现了不少娶不到老婆的鳏夫。同时,城市的出现,商业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增加,不少军人、商人、游客、手工业者远离家庭,外出谋生,他们和鳏夫一样,也需要解决性欲问题,这就大大增加了“嫖客”的人数。四、城市和商业的发达使有些农村经济破产,导致某些农村妇女无以为生,也迫使她们不得不以肉体来换取金钱。

在三线工厂和海南的亲眼所见,更坚定了我的这一看法:妓女是“被侮辱和被损害者”,妓女现象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特别是经济不平等的产物,是强者对弱者欺凌的产物,是弱势人群的被迫之举,妓女是“被侮辱和被损害者”。因而,整个社会不应该歧视她们,而应该同情她们,应该努力去拯救她们,使她们在经济上能自立自强,起码有工作、有工资、有独立人格。若能如此,她们还会去做自己并不情愿的妓女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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