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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毛主席像章——《飘逝的枯叶》之四十六 【原创】  

2017-02-19 20:33:27|  分类: 16、飘逝枯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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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10               

                                                                  制造毛主席像章

                                                       ——《飘逝的枯叶》之四十六  

 

少年时代曾数次读过高尔基的《我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小阿廖沙所受的苦难和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农奴专制社会的种种野蛮、愚昧、落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万万没有想到,后来我自己也会坠入类似的“人间”。

1968年10月,我所居住的城市的急风暴雨式的大型派性武斗结束了,历时一年半之久的派性斗争以省军区和某军支持的一派大获全胜、省核心组长刘格平支持的一派彻底失败而告终。当时,全国各地的武斗也基本平息下来了。和中国历史每次大动荡之后一样,在这次后来不大被史书提起的社会动荡发生后,原来传统的社会等级被打碎了,新上台的掌握政权者随即就把人的等级重新排一次座次。获胜的一派掌握了政权,除将已有工作的人论功行赏、分据要津,分任革委主任、革委副主任、常委等要职外,尚未参加工作的“站队站对了”的一般造反派也享受到了某种特权:如可优先参军、可到国营大企业上班、可挑选较好的工种等。“站队站错了”一派的头头则被称为“坏头头”,有的被枪决、判刑,有的被戴上“挑动武斗的坏头头”的帽子遭受批斗,一般人则被称为“受蒙蔽群众”,被要求“反戈一击”。“受蒙蔽群众”虽无性命之忧、也可免受牢狱之灾,但有的也被“修理”(毒打)了一番。虽大多数“败兵”也可参加了工作,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待遇毕竟不能一样(获胜派称呼我们站错了队的一派为“国民党”——因为康生曾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讲过我们这一派“保”的那位老干部是“国民党特务“——其实根本不是,仅仅一年多后,这位老干部就平反站出来又当官了),我们只能沦为“贱民”,到不好的工厂干不好的工种,有的还被进一步贬到农村插队。

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受蒙蔽群众”的一分子,被分配到一家制造毛主席像章的手工业工厂参加了工作的。本来,按当时的潜在的“等级制”,被分到这家工厂的学生大多是“站对了队”的学生,像我这样“站错了队”的学生是没有资格制造神圣的毛主席像章、也没有资格留在市区工厂上班的。但因为我父亲认识这个县的武装部政委,父亲虽不肯出面为我“走后门”安排工作,但我也认识这位政委,就自己径直去找这位政委,说我想去制造毛主席像章。那政委顺手就爽快地写了个条子,让我拿给劳动局长。当时“全国学习解放军”,解放军“军管”一切,没人敢不听解放军的。劳动局那个管分配的副局长一见条子,就也不再训斥我“应该继续改造”了,一声没啃,把我分配到了一家令人羡慕的制造毛主席像章的工厂了。

这家工厂是手工业管理局下属的一家集体合作工厂。当时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分为国家级的国营工厂、省一级的国营工厂、地市一级的国营工厂、县一级的国营工厂、县一级的手工业工厂和公社一级的手工业工厂。手工业工厂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是由许多更小的作坊联合在一起成立的。对这类工厂,国家是不给拨款的,实际上也就是自负盈亏,所以叫做“手工业合作工厂”。这家小厂位于城市南部一条小巷里,很小,整个厂区最多不过有二亩地大小。进了大门,东、南、西、北各有一排房子,院中间有一栋新盖的较大的车间,办公室、车间、食堂、宿舍都设在这四周的排房里。这家工厂本来是专门制造医用玻璃瓶瓶的塑料瓶盖的,前不久才凭借伟大领袖的一条“最高指示”发展起来。1966年文革爆发后,全国各地都争相用金属铝制造毛主席像章,当时全国7亿多人,几乎人均好几个。开始时,毛主席像章只有杏核大小,后来越做越大,有的竟做到锅盖那么大。那年月,人们都以能戴一枚新颖别致的毛主席像章为荣,其惹眼程度要远远超过今天时髦女士戴的项链、钻戒、名牌包包等。其中固然含有对伟大领袖无比崇拜的因素,但也含有把像章当作装饰品的意思。我当时也赶时髦收集了几百枚。我收集的算少的,有人收集的达成千上万枚。如有人保存到今天,应该说是一笔可观的财富。可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人都会想方设法追求美、显示美。

据传,铝是制造飞机的主要金属,用这么多铝去造毛主席像章,自然要影响飞机的产量。据说伟大领袖知道了这一流行风尚后,生气地批了4个字:“还我飞机!”。这一来,用金属铝制造毛主席像章的风气就收敛了许多。但毛主席像章是必须要戴的,经常开的各种会议是必须给每位与会者发一枚的。怎么办呢?有的科技人员就想出了用塑料做像章的办法。像章上的毛主席头像是要闪闪发光的,铝像章好办,可以镀一层铬或铜;塑料不导电,不好电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科技人员才想出了把塑料像章上镀铬和铜的办法。谁说中国人不聪明?正是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用来看风水,正是中国人发明了用火药来放礼花。文革期间,据说中国人还攻克了把塑料上镀金属的难关(但我估计也是从外国引进的技术)。上级指示这家塑料厂的革委会主任攻克技术难关,制造塑料毛主席像章。可革委会主任只会造反、斗走资派,哪里懂这些?他多方打听,去上海请来了两个据说家庭出身是资本家、地主的技术人员,一个是电镀工程师,一个是雕刻毛主席头像模具的高级技工。这俩人从上海来厂后,设计了制造塑料毛主席像章的整个工艺流程,随后很快就造出了硬塑料、软塑料两种毛主席像章。这样一来,这家原本只是一家街道工厂的小手工业厂顿时红了起来,远近闻名,每天厂里车水马龙,官员、军人、造反派络绎不绝,纷纷前来购买毛主席像章。不仅厂里的效益大增,而且厂里的领导甚至工人的社会地位好像也高了起来。因而上海来的这两位技术人员拿这家工厂的最高工资——九十多元,是革委主任的2倍,是我们这些才进厂的徒工每月18元工资的5倍多,大致相当于当时的县委主要领导的工资。因为他俩给全厂都带来好处,因而大家都觉得他俩该拿这么多,没人觉得有什么特殊。我当时想,反了十几年“白专”,看来还是“白专”最牢靠。

制造塑料像章共9道工序:1、做模具;2、用此模具将塑料压制成像章;3、将像章后面别针处打眼;4、吧像章上电镀一层无色的铬或金黄色的铜;5、将头像磨光;6、喷漆防止氧化;7、将头像周围涂上红瓷漆;8、将头像放入烤箱烘干;9、安装别针。9道工序大多须手工来完成,这家小厂原有的三四十人自然不够用,恰巧大批中学生要离校,所以这家手工业小厂一下就召进了八十多名市里各中学的“老三届”高初中毕业生。

我报到后,厂里分配我去“打眼”。打眼作坊只有六七平米大小,一张粗糙的木头桌子上按装着两台小电动机,电动机轴两头各安一个极小的缝衣服针似的小钻头。我的工作就是坐在桌子的一边,手拿着一枚枚毛主席像章,在像章后面用来安装别针的地方钻两个小眼。与我相对坐着”打眼“的是一个也“站错了队”的才16岁的初二学生。他爸爸曾是杨虎城部队的高级军医,后来杨虎城的部队起义参加了解放军,他父亲也就成了解放军的军医。后来被转业到我们这座城市的医院。文革前是这家医院的名医。这孩子也是他父亲托了关系才分到这家小厂的。这孩子虽出身名门世家,却心地善良,极富同情心,总是笑嘻嘻的,特别爱帮人忙。当他知道我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只差十几天没考成大学时,非常同情地说:“唉,真可惜!我才念到初二,打眼就打眼吧,你都高中毕业了,来干这不识字也能干的活,真是有点屈才。”我苦笑了一下,没说什么。他大概体会不到我的心情,我经历了大规模武斗的九死一生,能活下来坐在这里干这轻轻松松的活计,已感到十分满足了。我的同学中不乏各方面都比我优秀的,有的插队、有的下矿井挖煤、有的甚至还没有找到工作、有的还丢了性命呢!每天两人相对而坐,边打眼边聊天,倒也轻松自在。虽然我们只在一起干了一个多月,却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后来,我于1977年恢复高考后又上了大学,当了大学老师,他继承父业当了医生。我经常为了省点挂号费、检查费去找他,他总是热情接待、跑前跑后,帮我办理一切看病手续。

 我只打了一个多月眼,厂里又改派我去“抛光”。我自进这家小厂后,是非常老实本分的,干活也是很卖力的,之所以罚我去“抛光”,恐怕是因为我,一来属于“站队站错了”的人,二来对造反派出身的厂革委主任不够尊重。读书时期,受了十几年向工人贫下中农学习的教育,上班前是一心想老老实实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可进厂后,我见这革委主任实在没什么可学之处。最令我看不惯的是他经常调戏女工,每天油头粉面、摇来摆去,从没见他干什么工作,见了比较有点姿色的女工,不是摸一下脸就是拧一下屁股,那些受辱的女工为了一个月二十几元工资,只好红着脸走开算了。我要不是因为文革碰壁碰得没了锐气,早就打抱不平把他揍趴下了。现在虽说不敢揍他,不理他的胆量还是有的。所以这家伙见了我,从没过好脸色。

所谓“抛光”,就是用电动机带的飞速转动的布轮子把镀件磨得亮亮的。电镀过的毛主席像章灰蒙蒙的,一点也不亮,这就需要双手捏紧像章,把头像凑到飞速转动的布轮子上左右磨擦几下,毛主席的头像就会变得亮晶晶了。这项工作是这家小工厂最不好的工作:一、倒三班,夜班不得睡觉是很辛苦的;二、噪音大。质量低劣的电动机就在脚下,一溜四台电动机响声非常大,互相之间说话根本听不见;下了班好半天耳朵还被震得听不见任何声音。三、损害身体,十几平米左右的工房一没有窗户,二门也关得死死的,三没有任何防护保健设备。一个班每人要磨七八百枚像章,四个人磨下来就是3000多枚像章。磨下来的铬粉、铜粉,加上布轮子上磨下来的棉纱飞得满屋、浑身都堆积了厚厚一层金属、棉纱粉末。而且磨的时候必须将脸凑到布轮子跟前才行,不然一不小心就会磨透那层薄薄的铬皮、铜皮,光亮的毛主席像章上就会有了黑点,就成了废品。废品多了,可不仅仅是扣工资的问题,会被戴上”不忠于伟大领袖“的帽子,挨批斗,甚至遭到开除处分的。刚开始干时,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我们都不曾考虑过脏、累、损害身体,一个个都磨得又快又细心又好。有一次,我一个班竟磨了1000枚成品,平均每分钟磨两个还多!所以从飞速转动的轮子上磨下来的铬粉、铜粉、棉纱纤维吹进我肺里的也特别多。帽子上、脸上全是金色的黄铜粉,摘下口罩来,鼻孔里也几乎塞满了铜粉。下班回到宿舍,最少得洗三四遍脸、刷两次牙,才能把粘在脸上、钻进鼻孔里、嘴里的铜粉洗干净。此类小手工业工厂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从来没考虑过这活儿损害身体,给工人增加点防护设备。不过,他们也知道“抛光”又脏又累、有损健康,所以被分来干这活的全是没后台、不吃香、不听话的学生。

这家小厂原来只有四五十名从农村招来的工人,大多都是没文化、家庭贫困、老实巴交、逆来顺受的农民,这家小厂实际上控制在以厂革委主任为首的四、五个人手里,他们要怎样便怎样。可这次分来的学生就大不一样了!这批人都是从“大风大浪里成长起来”的“红卫兵小将”。他们中间,经风雨,见世面“的大有人在:有领导过成千上万红卫兵的造反派司令,有扛过枪、打过仗的武斗队员,有亲手把对立派“修理”死的“红卫兵小将”,有出席过北京、省里、市里领导会议的常委、委员,差不多全见过毛主席,几乎全周游过全国各地,还多多少少都有些文化知识。虽说此一时彼一时,可毕竟没几个人把这么个小厂的革委会主任放在眼里。所以革委主任恨透了这些学生,特别恨我们这些从不正眼看他一眼的男生。有的同学他虽然恨,但因为来头大,他不敢惹,他就把火撒向我们这些没什么来头和后台的学生身上了。被罚来“抛光”的一共有四个男生:一个16岁的初一学生、据说曾亲手打死过人,在武斗中是个不怕死的愣头青(二年后入狱,出狱后变的循规蹈矩);一个20岁的高二学生,在校时学习非常优秀,父亲是国民党员(后上大学,现从事教育行政领导工作):一个16岁的从农村来的初二学生,还有一个就是我。我们四人都没什么背景,又都不会讨好革委主任,所以被罚来“吸毒”。

我们几个毕竟知道点科学常识,深知肺叶上积满铬粉、铜粉的后果,干了几天就不再傻干了。比如,上夜班是夜10点至次日晨6点,我们知道革委主任最迟11点睡觉,我们一到10点,就故意四台机器一起开动,让整个厂区·嗡嗡嗡一直响,但一到11点半,我们就空响着机器,躺在车间水泥地上的麻袋片上睡了。睡到早晨5点半,再让机器响上半个小时就下班了。四个人约好,每班每人产量控制在400枚以下。但不久这个秘密就露馅了。厂里有个车间主任原是炊事员,文革中因造反有功,被革委主任提升为车间主任。这家伙颇会阿谀奉承,整天像个叭儿狗似的跟在厂革委主任后边打小报告。最令人可气的是,他还一身流氓习气,见了有点姿色的女学生,就色咪咪地一脸谗相;见了我们男生就气恨恨地总想找我们的茬。一看见他,我就会想起高尔基在《在人间》中描写的下层工头欺负更下层工人的场面来。鲁迅在他的杂文和散文诗集《野草》中,曾多次提及这些奴才型的人往往对穷人的欺压更厉害些。所以我后来就不再相信文革前和文革中流行的那种“凡是贫下中农出身的人都是好人,都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凡是地主富农出身的人都是坏人”的所谓“阶级论”了。因为自从我进入社会后,所看到的事实并不是这样,有时候恰恰相反,地主富农出身的好人反而多些。当然,我并不是说地富出身的人就比贫下中农出身的人好,而是因为他们当时被压在社会底层,“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这自然就迫使他们要好些。现在再找几个像当年那样神气的贫下中农也很难找了,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没有超越别人的特权了。

一天,这家伙半夜起来拉肚子,顺便去看看我们是不是在偷懒。他从门缝里看见我们四个正躺在水泥地地上呼呼大睡,返身就跑去报告了革委主任。革委主任立马起来到车间把我们一个个踢了起来,大骂了一通,还扣了每人半月工资。我们自知上班睡觉理亏,只好自认晦气、一个个低下头不啃气。第二天听说是这家伙告的状,都很气愤,就合计着想整治整治他。这家伙住在压制毛主席塑料像章车间旁的一间小屋里,平常他的门口、地上到处都乱扔着许多尚未电镀过的、黑色的塑料毛主席像章,人们路过时踢来踢去,甚至踩一脚也无人理会。我们四人就合计着利用这个漏洞整治整治他,不信他天天进进出出就踩不住一枚毛主席像章!但我们几个轮流监视了好几天,也没见他踩住一枚毛主席像章。过了四、五天,这家伙早晨去厕所倒尿盆,在另一车间上班的一个同学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尿盆底下正清清楚楚地泡着一枚毛主席像章!!!这学生马上一把抢过罪证,喊几个路过的工人来看。我们几个正好刚下夜班,也围了过去,共同端着“罪证”去见革委主任,强烈要求把这个“现行反革命”扭送到公检法法办。主任一见“罪证”也傻眼了,一点也不敢包庇他,连声答应马上开会处理。几个厂里的头头开了个小会,马上出来向围着办公室的学生宣布撤消他的车间主任职务,罚他仍回食堂当炊事员“劳改”。我们本来无意把他怎样,只不过想煞煞他欺负学生的气焰而已,也就没再穷追猛打。这家伙以后见了我们又点头又哈腰,活象一只哈巴狗。

我虽然只干了半年”抛光“就调离了这家小厂,但直到今天仍时时觉得我的两肺上仍积有一层铜粉。只要一咳嗽,就觉得是因为那层铜粉在我的肺叶上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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