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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俄语——《飘逝的枯叶》之十二(上) 【原创】  

2017-01-29 10:07:34|  分类: 16、飘逝枯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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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9

美丽的俄语

——《飘逝的枯叶》之十二

      近日央视报道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国家已经逐步废止俄语,俄语与这些国家的国民已经渐行渐远。曾经一度在将近半个世界流行了半个世纪的俄语真可谓明日黄花,实在是有点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味道。
     也可能像后来逐渐披露出来的资料说得那样,前苏联并不像原来宣传的那样好,也可能就是因为特殊的历史、政治原因,这个好像破落户或落魄贵族的苏联以及她的语言——俄语,却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许许多多美丽的记忆。他们和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曾经紧密相连,带给我许多甜蜜的时光。
    1955 年,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期,好和一家人一样,苏联正在大规模援华。几乎所有的报刊、书籍上都有与苏联有关的内容。报纸上每天有关于苏联的好消息,各级课本上都有与苏联有关的内容,我所爱看的《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文艺》上经常有与苏联有关的照片、图画、小说、诗歌,电影院几乎每周都有苏联电影。因为太原的重工业工厂如太钢、太重等大型国企都有援华的苏联专家, 所以当时在太原的大街上也经常能看到金发碧眼、穿西装、穿布拉吉的苏联男女。那时国产的电影很少,有少数几部黑白片,还因为摄影技术和胶片质量的原因,连图像也看不清楚。而苏联的电影则是彩色的,比较清晰。苏联电影场面辽阔,道白好(当然是配音配得好,中国当时只有长影一个制片厂,演员大多讲东北土话),不仅有异国风情,还有在中国电影里没有的男女爱情场面,所以特别受学生和城市居民的欢迎。我记得我最爱看的一部电影叫《乌萨科夫上将》,那场面、那逼真、那道白,令我至今回想起来都觉得崇高而悲壮。   
      有时候,过六一儿童节或别的节日,学校会组织我们去看少儿节目,其中也有不少与苏联儿童幸福生活有关的节目,主角不是阿廖沙就是别佳,不是金苹果就是渔夫和老太婆的故事……总之,我的童年和苏联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记得大概是1956年夏天,我在画报上看到苏联儿童穿的那种半袖衫——类似今天的T恤衫,但是棉布做的,觉得挺好看(其实也不一定好看,只是因为时代审美风潮的影响所致),就缠着妈妈要穿那样一件衣服。妈妈领着我逛遍了太原的几家大商场,就是没有卖的。聪明的妈妈为了满足独生儿子的愿望,就照着画报上的样子给我做了一件。我觉得和画报上的一样,穿到学校很是神气了一段。同学们也都羡慕极了。

将近60年过去了,当时那种内心的欢乐现在仍然能感觉到。那年妈妈才29岁,正是青春靓丽的年华。解放前,因为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出身富裕家庭的妈妈没有读过书,到太原后妈妈就报名上了街道办的扫盲学校。聪明的妈妈仅仅在扫盲学校学了三年,就能写一手工整的汉字——我看比现在的大学生写得还好些;学会了加减乘除。这为她两年后参加工作打下了文化基础。在我的记忆中,妈妈永远是那么聪明,永远是那么年轻,永远是那么美丽,永远是那么健康。直到她85高龄时,所有见过她的人包括解放军总院的教授都不由自主地赞美她的美丽,有的专家还以为妈妈也是老教授呢。只可惜妈妈在8个月前因为突的癌症永远离开了我……尽管妈妈已经85高龄,我也已年逾花甲,但我仍因妈妈的永远离去而痛不欲生,一直伤心欲绝了三四个月。至今8个月过去了,只要一想起和妈妈在一起的日子,还会不由自主地潸然泪下。
      1958年,我读小学四年级。虽然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有了裂痕,但大街上还是挂满了中苏团结,天下无敌的巨幅标语。一天,班主任黄素芳老师叫我去她办公室,说让我和一位苏联小朋友建立通信关系。黄老师说:“为了保证中苏友谊世世代代传下去,上级安排我们学校和苏联莫斯科的一所小学结成友好学校,需要几个同学和苏联小朋友通信。你写的作文好,字也写得好,学校决定由你和苏联小朋友建立通信联系。接着黄老师告诉我,和我通讯的苏联小姑娘叫列娜,和我同岁,也正读四年级。我问写什么,黄老师说就写写你的学习,问问她的学习就行了。我写好后,黄老师又改了改,让我抄了一遍,就寄走了。大概三个月后,由上边转来了列娜的回信。市里已经派人译成了中文。我记得那信的大意是说:她家有几口人,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她在什么学校读书,在学校学习很快乐,还说她很想到遥远的中国来看看长城和故宫。我立即回了一封信,说欢迎她到中国来看看长城和故宫——尽管我自己也没看过。后来再也没收到到过她的回信。回想起来,大概是因为已经到了1959年,苏联撕毁了援建合同,撤走了专家。中苏蜜月结束的缘故。第二年,我们到郊区去支农,看到好几家大型工厂的厂房都孤零零地竖着几根水泥柱,热火朝天的建筑停工了。老师说,这就是因为苏联撤走专家的缘故。从此,我也就不再盼望列娜的回信了,心想:哼,还想来我们的长城、故宫,没门!
       但矛盾归矛盾,友谊归友谊,利害关系归厉害关系。因为中苏两国毕竟还是一个老祖宗——马克思,毕竟还都叫社会主义家,双方的目标还都是一致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我想,大概就是因为这一点,在1990年苏联消亡后,经历过这两个时代的中国人还是会明显有孤单的感觉。不过,尽管当时的中苏关系已经产生了很大裂痕,但中国的绝大多数中学、大学开设的外语课仍然是以俄语为主。
       1960年,我读初一,一开学就上俄语课。尽管我对苏联有好感,但我的俄语却学得很糟糕。原因有二:一是当时正值令人心有余悸的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年,当时供应口粮一个月只有24斤(80%玉米面小米,20%白面),每天8两。按现在的标准来看,每人一天8两甚至7两主食也够了,但当时是绝对不够的。因为在那年月,一年到头基本吃不到肉和鸡蛋,一个月只供应二两油,蔬菜也很少。这一点从每个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才5块钱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当时每天的饭食大致如下:一、早餐:2两很稀很稀的小米稀饭;二、午餐最丰盛,四两面条或烙饼或一个馒头一个窝头;三、晚饭三两,一碗米汤,一个窝头。没有油、没有肉蛋,就这点粮食,对一个个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来说兼职是杯水车薪。午饭、晚饭还无所谓,主要是早饭太少太稀,结果每天下了第一节课后,小便一次,肚子就基本空空如野了,开始咕噜咕噜叫起来。偏偏上午上的还都是主课,不是数学就是俄语。而我脑袋昏昏沉沉,光看见老师在讲台上叽里咕噜讲课,但听不清他在讲什么。二、数学还可以上自习时再问问老师,外语就不行了。因为当时俄语系毕业的大学生很少,教我们初一外语的是一位才留校的高中毕业生。他满口方言,他说的中国话我都听不懂,他说得俄语我就更听不懂。听不懂,考试成绩自然不好。偏偏这位老师又不太懂为师之道,他只喜欢学习好、温顺听话的学生,对我这样学习不好,还比较捣蛋的男孩子他连看也不看一眼。有时偶尔因为不会做作业,上自习时问问他,他也很不耐烦,总是说上课是你干什么来?连这也不会?所以,后来我干脆不问他了。上课听不懂,下课又不问,结果学了一年半,连俄语33个字母也念不下来。升级考试主要靠同桌学得好的同学帮忙,勉强混个60分。真没想到,我曾经那么喜欢苏联,但苏联话竟学得这么糟!
      转机在初三上学期——那位歧视差生的俄语老师因为猥亵女生东窗事发,被下放到小学去了。再加上初三是重点,学校给我们班换了个水平高、教学方法好,也不歧视差生的老师。我在这位老师的指导下,仅仅用了一年多点的时间,就学完了初中三年的俄语课程,考高中时竟考了98分!从此,我和俄语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3年考上高中后,教我们俄语的是一位水平更高的老师。他是河北秦皇岛人,1957年山西大学俄语系毕业,已经担任高中毕业班俄语教师6,曾经把不少学生送进北京外语学院。现在回忆起来,觉得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可真像知识分子。这位老师,身材颀长,风度翩翩,眉清目秀,目光炯炯,走路时特潇洒特有风度。他的课也讲得特别好,总是不紧不慢、娓娓道来。他总是从最基础处、从简单处讲起,在不知不觉中将学生带到高处深处。他可以使每个学生都觉得俄语太好学了。本来我的俄语在上高一时已经很不错,在这位老师的教导下,学得更好了,考试总在九十七八分上下。而且我学俄语已不再是苦学,而是由好之到了乐之阶段。我除了学习课本外,还在书店买了许多俄文原板书,订了俄语杂志《俄语学习》。当时已经可以阅读《俄语学习》,借助词典可以阅读俄文原版长篇小说。当时学校有一个藏书较多、管理得很好的图书馆。管理员是两个右派,一个是北京《人民画报》的原主编刘有声,另一个也是下放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右派。让这样两位人物管理一所中学的图书馆自然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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