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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外:那些“怪教授”们 【转载自向东的博客】  

2016-10-14 23:55:38|  分类: 17、记人纪实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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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怪教授”们
                                                                                       刘健    
来源:《中国青年报》

      曲阜师范大学,一所僻处乡下,名声不显的大学,曾在动荡不已的年代收容了一批隐士一般的学者。在20多年以前,我因采访需要,曾与其中古怪透顶的几位有过来往。
      公认“最怪的教授”叫陶愚川,他也是当时该校学术地位最高的教授。其实,大家说他学术地位高也只是估摸着说,除在北师大任教的一位上世纪30年代留美同学毛礼锐之外,陶与学术界同仁从无联系,甚至跟他本校、本系的同事都不来往,平时大概三天都说不了一句话。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73岁了,每天穿一身灰不溜秋的衣服,踽踽独行于图书馆、食堂、宿舍之间,不跟任何人废话。路遇的师生都恭而敬之地看着他,也没人敢冒昧地上前跟他搭话。事实上,在我为了走近陶先生而先后采访的十多位该校教师中,声称自己曾经有幸跟他说过话的,只有一个人!
      没人知道他为什么终身不娶,只有关于他年轻时痴情的传说。没人知道他是一贯不爱说话,还是因为家庭背景而不敢说话。他的大哥陶百川,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1977年至2002年去世前一直在台湾挂名“总统府国策顾问”。
      陶先生在1936年至1938年先后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49年前,曾任国立湖南师范学院、中山大学教授,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
      从上世纪50年代来到这所学校,直至“文革”结束,他几乎没教过一天专业课,多半时间在外文系教英语。但他却一直没断了搞自己的专业研究。“文革”前有段时间他辞职回了老家浙江农村,仍然数次请生产队开介绍信去杭州的图书馆查资料,用小学生作业本写出了几卷手稿,一本正经地交给公社党委。后来回到学校又重写,写成约9卷300万字,郑重交给校革委会。当时谁也不把这个古怪老头儿费尽心血的手稿当回事,随手就给丢了。然后他就再从第一页开始重写。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皇皇3巨册《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面世,震动了教育史学界,获得全国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
      他是全校工资最高的教师,但每个月除留下几十元生活费以外,其余全部上交给校党委。书出版以后有四五千块钱的稿费,他也交给了校党委。上交没有任何动机,拒绝没有任何可能。
      学校领导开明,采取了最合适的方式来对待这位怪人,那就是——悄悄地照顾他,不打扰他。在他居住的专家楼里,破格安排了一位年轻职工做他的邻居,每天去看看他是否需要帮助。这位孤单的老人因之能够活到86岁高龄才谢世。
曲阜师大的老师说:“你要是早一两年到我们学校采访,还能见到一位比陶愚川教授还古怪的庄上峰教授。”
      据说,这位庄先生与陶差不多是同期的留美生,后来也与陶差不多同期在外文系教书。其父是前清翰林,曾在孔府做清客,实际上给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当私塾先生。所以庄上峰从小生活在孔府,跟孔氏直系后裔们一起玩儿大。
      庄先生的太太是他年轻时从妓院里赎出来的,两人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最艰难的年代。太太去世以后,庄先生迅速衰老,每天夜里12点以后围着宿舍楼一圈圈走,脚底板在地上拖动的声音深夜里让很多邻居难以入眠。大家可怜这个孤独的老头儿,从没人提意见。如是一年多,油尽灯枯。
      庄与陶不同。陶先生对“窗外事”是真不议论也真不关心,而庄先生却是非常关心,私下面对放心的朋友时也真敢议论。据与他交好的李毅夫副教授跟我讲,在上世纪60年代初,庄先生就跟他谈到“刘少奇要完”,在九大之前又早就预言过“林彪要完”。谁说书生就一定不明世事?庄先生真神人也。
      庄先生述而不作,不曾有学术专着流传。但让人大吃一惊的是,他去世后,学校整理其遗物,竟发现了一部长篇小说手稿,名《雷霆时代》,极端写实地描述了上个世纪30年代他在青岛山东大学的老同事们的生活——闻一多如何追班里的女学生,以及梁实秋、老舍、游国恩等教授如何如何,稍加揣度全都能对上号。因为太写实了,出版社不敢原样照出,删掉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也就意思不大了。
      与陶、庄相比,书法家包备五教授就一点都称不上“怪”了,虽然他也邪门儿得可以。本校的老先生们都说“包老师的字太好了”,但他只是教书,从不参加各级书协的任何活动,没进过专业“圈子”。据说,他生平坚持只参加一种书法展——本校教师书展。
      有一年,山东省政协主席托学校向这位省政协委员要字,吃了瘪。他跟学校领导说:“领导的话有时说完就完了,你们不用太认真。他要是真喜欢我的字,还会再开口的,到那时再说。”
      但曲阜乡下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村老头儿,请同村一位在学校当临时工的青年领着上门索书,却能手到擒来。包备五不单痛痛快快地写了一幅岳飞《满江红》,而且担心他没钱好好裱糊,还亲自动手给装裱起来。“他肯定是真喜欢才来要的,所以必须认真对待。”包先生对我解释。
      学校一位不认识的勤杂工,有一天突然敲包先生家门,忐忑不安地说,他妻子生了急病,多亏附近一家驻军医院抢救脱离了危险。他不知该怎么感谢大夫才好,客套半天,人家提出“想要包老师一幅字”。包先生一听是帮忙治病的事,二话没有,铺纸就写。
      还有前面提到的李毅夫副教授。上世纪30年代的留美经济学硕士,自50年代到80年代跳过3次系,教过中国历史,教过英语,将近60岁时又改研古汉语音韵学——“终于跟政治彻底无关了!”样样都曾做出很好的成绩,但也因为变来变去,只能以副教授头衔退休。老人家是真正的乐天派。“文革”期间曾以“特嫌”被红卫兵扭送监狱,竟然因此跟监狱长成了朋友,上世纪80年代两人都退休后还时常互相串门儿。
      有这么一群怪才栖居,使这座校园内部充盈着“郁郁乎文哉”的气息,使外面的人看校园有点“深不可测”的敬畏。
      这些“怪教授”们,如果不是在大学校园,社会上还有哪儿能够让他们容身?而如果一所大学连一个“怪教授”都留不住、容不下,全是些“正常人”,又将是多么寂寞、多么俗不可耐!曾经,很多大学校园都流传过与“怪教授”有关的故事,可惜新版本的故事已经越来越少了——“课题”、“基地”、“工程”、“项目”的规整之下,怪人如今在校园里很不好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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