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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歌》作者杨沫 文革与夫互相揭发 【转载徐虹、老鬼等的文章】  

2016-12-01 09:20:07|  分类: 17、记人纪实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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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歌》作者杨沫 文革与夫互相揭发

1931年她遇到张中行。她少女时代在家庭中受到了太多的冰冷和伤害——父母不和,各自寻欢作乐——而这个温情的学子,“处世严谨、治学勤奋、多情多义,让她感受到高雅的情趣,也给了她呵护和尊重,在她心中简直光芒四射”。她在他那里得到了巨大的、令人晕眩的幸福。她很快怀了孕。


《青春之歌》作者杨沫 文革与夫互相揭发              【转载徐虹、老鬼等的文章】 - 鲁迪 - 鲁迪的博客

1949年初进北京,身着列宁装的杨沫

她身上流着湖南人的血,有着湖南人特有的执著、生猛,平庸的生活令她窒息。“她渴望投身到一个伟大的运动中去,即使危险丛生,也乐趣无穷。”1936年她与张中行断绝关系,与老地下党马建民生活在一起,他成为她的第二任丈夫。这时候她22岁,正怀着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

老鬼这样描述他的母亲:她认准了一件事就死盯着不放。她每天挺着个大肚子缠着马建民要入党。她是如此真诚。她这时候想入党,原因很简单:就是觉着它好,它代表未来。

这时候的她,就是林道静。

值得玩味的是杨沫的后来。

对马的个人感情中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就是她把对共产党人的崇拜和仰慕完全集中在他的身上,为他罩了一层圣光。马为了安抚她,有一天对她说,党已经同意接受她,他是她的入党介绍人。这只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但是多年之后,却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在“文革”中爆炸。这险些要了她的命。

1969年,马在政治高压下写材料,主动揭发了这个细节,说杨沫是“假党员”、“政治骗子”。当时的情形是《青春之歌》正在接受大批判,杨沫本人有心脏病。换句话说,他为了自保,出卖了她,并且也知道后果。

这时候的杨沫,血液中的辣椒性终于被压榨出来了:她反过来加倍地攻击马建民。她反驳说,她是被欺骗的。关键是,马也欺骗了党。她把他值得说而不能说的罪状,比如与邓拓的关系,等等,一一透露出来。这些都是可以置马于死地的武器。他们互相伤害,刀刀见血。这时候,他们已共同孕育三个孩子。

人性在被逼仄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会被考量出质地。这个考量是残酷的,也是真实的。

杨沫在“文革”中,虽遭批判,却没有挨过一下打,与她同在北京文联的老舍命运就大不同了——她是怎么活过来的?

据浩然回忆,1966年,把老舍揪出来时,杨沫就在现场。她亲眼看到了整个过程,恐怖之极。杨沫因为害怕,高血压、心脏病并发,瘫倒在屋里。

从1966年至1969年间,杨沫得到了浩然等人切实有效的保护。她虽然紧张,但是求生有法。书中说,北京电子管厂的造反派召开17万人的《青春之歌》批判大会,相关人杨述、蒋南翔等被拉上台批斗,唯独杨沫这个作者逃之夭夭。北影厂召开万人大会批判毒草电影《青春之歌》,导演崔嵬、演员谢芳全都挨了斗,杨沫这个编剧又逃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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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沫在香山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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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晚年没有与丈夫离婚。中国人的宿命正是把那些互相憎恶的人,犬牙交错地压合在一起,让他们在生活的轮子里,吱吱呀呀地运转。因此她与男秘书的传说,或者源于在生活中突围罢。【摘自2011-07-05《中国青年报》作者:徐虹】

杨沫与男秘书

相  识

小罗原是某学院的资料员,1963年因患胃下垂,长期在香山的商业疗养院养病。他的隔壁病房住着一位女病友,跟母亲比较熟悉。

母亲得悉这个青年做手术失败,被老婆抛弃,现在举目无亲,情绪很悲观,曾带小胖(女儿)到商业疗养院看过他。

小罗自然非常感动,他最大的特点是擅长当面赞美人。他满脸激动地对母亲说:“能亲眼见到杨老师,是我这辈子的最大荣幸,死而无憾!”他吹嘘“杨老师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家喻户晓,比北京市长彭真还有名”。

他比母亲小25岁,出身于辽宁一个农民家庭。个子瘦高,体重不过100斤,面色苍白。

出院后,他对母亲感激涕零,称母亲为恩师,热情地帮母亲干这干那,挑水、扫地、倒垃圾、做饭、抄稿子……

1965年母亲到房山县南韩继大队蹲点,香山的房子就让他照看。

“文革”中,母亲的处境一落千丈。这个病号不顾危险,仗义相助。患难识人心,小罗忠心耿耿的表现,赢得了母亲完全的信任。1971年初母亲恢复党籍后,领导上批准她写书。年底她就到香山北辛村找了间房子。

小屋房顶矮,又狭小,通风不好,夏天闷热。母亲就让小罗到海淀区房管局帮她要房子。经过辛苦努力,终于在香山北营子要了一个小院,三间北房。小罗找房有功,又经过“文革”的严峻考验,为方便照顾母亲,就堂而皇之地与母亲住在一个院子。连他的户口也上在了母亲的住处。母亲住西边两间,他住东面一间。

拐  棍

一个男秘书长时间与母亲单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周围又没旁人,自然让人有想法。很多人都劝告母亲,要注意影响,与小罗保持距离。可母亲却谁的话都不听。她有点像邓肯,喜欢接近年轻男子,我行我素,旁若无人。

渐渐的,有关母亲与这个秘书的传闻开始流传,很多圈内人都听说了。

那时母亲虽然解放,却不受重用。

她在外面受冷落,在家里父亲又揭发了她,心灵被重创;孩子们四散全国各地,身边无人;香山的生活又特别孤独寂寞……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于极度苦闷之中或许在这个秘书面前有一些感情软弱的举动。这很正常。

平心而论,有这个男助手在母亲身边,做饭、洗衣、买菜、买药,顶一个保姆,还能抄稿子,确实帮了母亲不少忙。因此父亲说小罗成了母亲的一个拐棍。

可惜这个“拐棍”不正直,有问题。

受  骗

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此秘书本能地排挤任何与母亲接触的亲人,首先是父亲。他看准了父母的不和,不断地攻击父亲,往他们两个人之间砸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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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父亲之死,他真正地大捞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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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杨沫、(右)马建民、后排(左)老鬼

晚年,母亲多次对文联的同事叹道:我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

母亲与那个小秘书来往30年。研究母亲的思想脉络,研究母亲的一生,这个秘书给她的影响是很大的,不能回避。

50年代,母亲没有秘书创作了《青春之歌》;70年代,母亲有了秘书,创作了《东方欲晓》。一优一劣,泾渭分明。

可慰的是,母亲晚年最终痛下决心,于1993年与秘书一刀两断,不再来往。【摘自《我的母亲杨沫》 作者:老鬼(杨沫之子)同心出版社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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