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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诞辰125周年:为何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转载自短史记】  

2016-12-19 11:56:26|  分类: 22、文化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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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诞辰125周年:为何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诞辰125周年:为何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转载自短史记】 - 鲁迪 - 鲁迪的博客

       今年是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诞辰125周年。重温“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始末,当有助于加深对胡适的理解。
       胡适公开的解释:谈“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为同时规劝“我们自己”和政府

胡适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一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1948年9月。当时,胡适在上海某校演讲,如此说道:

“前年在美国时去看一位老师,他年已八十,一生努力研究自由历史,见了我说:‘我年纪愈大,我才感到容忍与自由一样重要,也许比自由更重要。’不久他就死了。讲自由要容忍,理由很简单:从前的自由是皇帝允许我才有的,现在要多数人允许才能得到。主张左的容忍右的,主张右的容忍左的,相信上帝的要容忍不相信上帝的,不相信上帝的要容忍相信上帝的。不像从前,我相信神,你不相信神,就打死你。现在是社会允许我讲无神论,讲无神论也要容忍讲有神论,因为社会一样允许他。……我虽是老朽,我愿意接受有自由的世界;如果一个是容忍一个是不容忍的世界,我要选择容忍的世界。”①

这一观点被广泛传播开来,则要待到1959年3月16日台北《自由中国》杂志刊发胡适的文章《容忍与自由》。胡适在文章中写道:

“(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 于十七、八年前)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乍听起来,胡适似乎是在规劝台湾当局、规劝蒋介石要“容忍”,不要将“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的人当成敌人。但在文章的最后一段,胡适却把重点落在了对“自己”的要求上: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着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②

同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国》杂志创刊10周年纪念会上,胡适发表讲话,明确解释了自己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目的,是同时规劝“我们自己”和“政府、社会上有力量的人”:


蒋介石1958年4月10日于台北南港与新任“中研院长”胡适合影
蒋介石1958年4月10日于台北南港与新任“中研院长”胡适合影

“我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提出一点,我总以为容忍的态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我们也可说,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会上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无论古今中外都是这样: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人们自己往往都相信他们的想法是不错的,他们的思想是不错的,他们的信仰也是不错的。这是一切不容忍的本源。如果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人都感觉到他们的信仰不会错,他们的思想不会错,他们就不许人家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来,一方面实在是为了对我们自己说话,一方面也是为了对政府、对社会上有力量的人说话,总希望大家懂得容忍是双方面的事。一方面我们运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时,应该有一种容忍的态度,同时政府或社会上有势力的人,也应该有一种容忍的态度。大家都应该觉得我们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是难免有错的。因为难免有错,便应该容忍逆耳之言;这些听不进去的话,也许有道理在里面。这是我写《容忍与自由》那篇文章主要的意思。”③


不便明言的隐秘目的:两次公开刊文和讲话都把侧重点放在“我们自己”,旨在缓和《自由中国》杂志与当局的紧张关系

其实,除了向民间(我们自己)和当局(政府、社会上有力量的人)喊话,“希望大家懂得容忍是双方面的事”之外,胡适的这两篇文章,应该还有另外一重目的:重申《自由中国》杂志同仁对当局的温和的建设性批评的立场,以换取当局的“容忍”,为杂志争取生存空间。

1959年3月16日的《容忍与自由》一文,三易标题,即透漏出了胡适的上述心思。该文初题为《政治家的风度》,后改作《自由与容忍》,最后确定为《容忍与自由》。后一番变动,《自由与容忍》被置换为《容忍与自由》,明显是为了呼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一主题。前一番变动则意味深长:

以《政治家的风度》为标题,可知胡适的本意更倾向于劝说“政府、社会上有力量的人”要懂得“容忍”。他最终放弃这一标题,明显是不欲恶化《自由中国》同仁与当局的关系——1957-1959年,因批评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政策,《自由中国》杂志与当局关系已非常紧张;1957年,台湾军方曾以“极机密”的特种指示,在军中不点名地掀起了一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批判运动。胡适在给赵元任的信中说道:“这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④。1958年,因反对蒋介石违宪第三次出任总统,《自由中国》的处境变得更为恶劣。

3月16日的文章,行文最后的落脚点在“我们自己”而非当局,实有公开坦陈《自由中国》同仁对当局并无敌意的用心。这种用心,在同年11月的公开讲话中,表达得更为直接——殷海光曾对胡适3月份的文章提出过批评,认为“就咱们中国而论,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建议“适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向这类人士说去”。⑤胡适在11月的讲话中回应道:“殷先生这番话,我也仔细想过。我今天想提出一个问题来,就是:究竟谁是有权有势的人?还是有兵力、有政权的人才可以算有权有势呢?或者我们这班穷书生、拿笔杆的人也有一点权,也有一点势呢?……我认为我们这种拿笔杆发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轻自己。我们要承认,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过我们的势力,不是那种幼稚的势力,也不是暴力。我们的力量,是凭人类的良知而存在的。所以我要奉告今天在座的一百多位朋友,不要把我们自己看得太弱小;我们也是强者。但我们虽然也是强者,我们必须有容忍的态度。”这番回应,将知识分子的道德力量(人类的良知)与当局的政治权力相提并论。胡适如此避实就虚,目的只在证成“我们必须有容忍的态度”。讲话末尾,胡适还以《自由中国》杂志精神领袖的身份,批评了杂志具体事务的负责人雷震,勉励众人“容忍”、“克己”、“管束自己”⑥……这些,显然也都是讲给当局听的。

上述两文刊发后不久,胡适私下还曾告诫雷震:“你说的话,我自己说的话,都会记在我的账上。你不知道吗?‘杀君马者道旁儿’。人家都称赞这头马跑得快,你更得意,你更拼命的加鞭,拼命的跑,结果,这头马一定要跑死了。现在你以为《自由中国》出了七八版,你很高兴,这都是你的灾害!”⑦。胡适希望杂志降低批评的调门,缓和与当局的紧张关系,以求保全。


胡适(右二)陪同蒋介石视察“中央研究院”
胡适(右二)陪同蒋介石视察“中央研究院”

胡适得到了蒋介石的“容忍”,但并不是他想要的那一种

《自由中国》杂志最终没有能够保住,雷震亦因组党,于1960年10月被判入狱10年。11月18日,自美国返台的胡适,围绕雷震案,与蒋介石就“容忍”一事有过一番谈话。据胡适日记,谈话中,“总统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胡则在表达了自己对当局并无敌意之后,请求蒋拿出雅量来“容忍”雷震等人:“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忘记。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⑧

就笔者所见,这很可能是蒋、胡之间,关于“容忍”问题的最后一次直接交流。

胡适不厌其烦地谈论“容忍”,与他对蒋介石的个人观感有很大关系。自30年代以来,胡、蒋之间有很多的交流,蒋给胡留下了一些不错的印象。如1934年,因蒋于军事、内政、外交、财政、教育等领域无不积极干预,胡认为“这不是独裁,只是打杂”,托蒋廷黻带信给蒋,劝他“全力专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蒋很快做出回应,发布公开声明,限制自己手令的传达范围。胡适在日记中评价:“此事可见他知错能改过”。1935年,胡适甚至刊文赞誉蒋“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理由是“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得平和了……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也是因为相信蒋有“容忍”的器量,胡适曾多次在公开场合给蒋以难堪。如1958年胡出任“中研院”院长,蒋亲临现场并讲话,赞扬胡适的德行并号召众人致力于复兴“明礼义、知廉耻”的传统道德。胡却公然唱了反调:“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⑨

胡适不知道的是:蒋公开场合对他的尊重,并不代表蒋内心的真实想法。1959年前后,蒋在日记中对胡适的评价,大多诸如此类:“无耻政客,自抬身份,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对之如何讨厌也,可怜实甚”(1959年11月7日)、“无耻……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用心不正”(1959年11月20日)、“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徒恃外势而无国法,只有自私而无道义,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1960年9月8日)、“自由主义之文化买办”(1960年10月18日)……蒋对胡适的“容忍”,也并非因为明了“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的道理,而只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胡适对雷震案发表……此种真正的‘胡说’,本不足道。但有‘胡说’对政府民主体制亦有其补益,否则,不能表明其政治为民主矣,故乃予以容忍。(1960年9月8日)”⑩

胡适得到了“容忍”。但这“容忍”,并不是他想要的那一种。

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蒋大松了一口气,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1962年3月3日后之上星期反省录)”、“盖棺论定。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偏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1962年3月2日)”。那幅著名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也非如坊间所解读的那般,是蒋对胡适的“高度褒赞”;对此联,蒋自己的解释是:“自认为对胡氏并未过奖,更无深贬之意也(1962年2月25日)”。(11)


1959年,南港。该年,胡适写成《容忍与自由》,刊出后并作同题演讲
1959年,南港。该年,胡适写成《容忍与自由》,刊出后并作同题演讲

注释

①胡适,《当前中国文化问题》,1948年9月17日在上海公余学校的演讲。收录于: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②胡适,《容忍与自由》,刊载于《自由中国》1959年3月16日第20卷第6期。③胡适,《“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词》,1959年11月20日讲,杨欣泉记。载于《自由中国》第21卷第11期,1959年12月1日。PS:对胡适感慨“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美国学者究竟是谁,尚待考证——1959年的文章里,胡适说是“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和自己谈话的时间是“十七、八年前”;但布尔去世于1938年,1941-1942年间胡适已无缘与之谈话。1948年的文章里,胡适只笼统说是美国的“一位老师”,谈话时间是“前年”;如此似更无可能是布尔,但“年已八十”“不久他就死了”等信息,却又与布尔相合(享年81岁)。④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P2594。⑤殷海光,《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收录于:张斌峰,何卓恩/编,《殷海光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P145。⑥胡适,《“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词》,1959年11月20日讲,杨欣泉记。⑦据胡颂平编著之《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这段话系1960年3月16日雷震来访时,胡适对他所讲。见该书第3217页。⑧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P724-726。胡当时曾对蒋剖白:“‘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我在十一年前说了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当时我也说过: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这番话,我屡次对雷儆寰说过。”⑨沈寂,《论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收录于《胡适研究 第2辑》,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编,2000。⑩蒋介石日记,全部转引自:陈红民、段智峰,《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11)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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