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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上了大学的女生,都应该知道的两个人 【转载庄秋水文章】  

2016-12-17 14:17:54|  分类: 17、记人纪实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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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春兰为自己和她的女性同侪筹划了一条“革命之路”,先是与男性受同等的教育,提高程度,在知识方面赶上男性,然后要改革婚制,不要早婚,最后要谋职业教育的普遍,使女性经济独立。

系缆何家泊,时已雨止云散,斜阳西照时呈万道金光,倒影水中。牛羊成群,野鸭归巢,一片晚景,令人心寒。于是同人合唱黄河一歌,稍鼓旅人之壮怀耳。

1919年8月2日,邓春兰和其他五名女性到了这个叫何家泊的地方。在读《晋京旅行记》的时候,这个画面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一襟晚照下的黄河,年轻的娇媚的姑娘,关于未来的期望,在这位22岁女性的笔下,有一种奇异动人的力量。她那娇弱的身躯、宏阔的心灵和高远的志向,正是这次长途旅行所象征的东西——20世纪女性的抗争精神。



邓春兰绝对是1919年的一个代表人物。在这年的5月19日,她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写了一份公开信,申述妇女与男子应该在职业和政权上一切平等,为此,“应以教育平等为基础”,从而要求国立大学增女生席,实行男女同班。


资料图:邓春兰
资料图:邓春兰

可以说,近代以前,女性鲜少获得教育机会,只有少数士大夫家庭的女孩,可以接受一些家庭教育。郭立诚女士是四世同堂的诗礼大家族,据她回忆,传统的闺秀教育,每人都要在家塾读上三五年的书,学得文理粗通,会记账打算盘,会写清楚明白的书信就够了,然后就回到闺房学习裁剪,学习烹调。(郭立诚:《中国妇女生活史话》)

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兴起,“天足运动”“女学运动”都是从“强国强种”的角度,以期培养强健的母亲,开通民智。先是教会学校招收女生,然后有一些专门女塾出现。清末学部亦颁布了《女子小学章程》《女子师范学校章程》,女性开始拥有接受初等教育的权利 。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通电各省颁行《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 将学堂改称学校,初小男女可同校,应该说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只是此后保守风气再起,女性教育受到遏制。

“女子教育的方针,则务在使其将来足为良妻贤母, 可以维持家庭而已。”这是教育总长汤化龙的观点。袁世凯则在1915年1月颁定的《教育宗旨》中宣称:“女子则勉为贤妻良母, 以竞争于家政……至女子,更舍家政而谈国政,徒事纷扰,无补治安。”因此,女子教育在学校编制、课程设置上都有一些特殊规定。比如课程设置上,小学校女子增加缝纫课,女子中学校缺少三角法,但增加家事、园艺、缝纫等课程。女子师范学校不仅要附设小学及蒙养园,还要附设小学教员讲习科及保姆讲习科,同样要学习家事、手工、园艺、缝纫等课程。女子职业学校的主要科目为蚕科、刺绣、染织、裁缝、编物、造花等。这都与当时的教育宗旨紧密相联。

邓春兰后来的回忆文章颇可证实当时女性求学的艰难。这位甘肃姑娘的早年生活堪称幸福。她的父亲开通而有远见,他不许妻子给女儿缠足,当妻子抱怨,“不缠,那么大的脚,没有人家要”,他慨然应对:“没人要,我养着。”七岁的时候,父亲又送她去读初等学校。虽然她读的是初等小学,也还是念《三字经》《百家姓》《中庸》《大学》这些传统科目,12岁升入高等小学,也读《礼记》《左传》《诗经》。饶是如此,她和两个姐姐,还是要面对社会上“不做姑娘的事情”的指责,所幸她们的父亲非常坚定,不理会这些社会议论。18岁时,邓春兰又和一位有为青年自由恋爱结婚。她循着新时代女性的生活轨迹向前。

用她自己的话说,“虽然我本身在家庭中没有受到封建压迫,但是在社会上处处看到的是男女不平等的现象”。譬如,男性可以进入各式各样的学校,学习各种专业,而女性只有一个高等师范学校。于是,有了那封写给蔡元培先生的公开信。不过,此时由于五四运动后的风潮,蔡元培去职离京,没有见到此信。邓春兰则考取了北京女子师范,成为甘肃六名女学生之一。她的父亲邓宗为了避嫌,将女儿由官费改为自费。

7月25日,六名女学生登上木筏,开始了这次历时一月有余的求学之旅。姑娘们先乘坐木筏,中途换船只,改乘大车,然后搭火车,在8月27日下午抵京。邓春兰自幼身体羸弱,此行多备药物。不过从她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位甘肃姑娘对这次旅行的热情——除了十几份家信,她还每天记旅途日记。“此行经地甚多,其山川草木之奇异,风土人情之不同,有为吾所未尝梦见者,故为是日记,以志雪鸿之迹。”(《甘肃文史资料》第十七缉)她的部分旅行日记几个月后刊登在北京《新生活》杂志上。

如果有足够的敏感,阅读这些日记是令人难忘的体验。邓春兰文笔颇佳,心灵壮阔。 “始四点,即入黑山峡,经大庙堡,堡居南岸,形势险要,树木深荫,田苗竞秀,悦人心目。”在7月28日的日记里她如是描述沿途所见。“计自解缆以来,轻流急湍,一泻千里,俄而惊风骇浪,俄而大石当前,已扩我生眼界不少。”她和女伴们经历风浪,亦时时畅神娱己。在同日的日记里,她们上岸游玩,当地妇女怕生人,躲避起来。她们找到“一幽静之地,清水潺潺从石缝流出,于是解衣灌之,坐石上纳凉,心神舒畅,好景难留,游戏久之,日落始回”。很快,她们开始思乡。在8月6日的日记里,邓春兰写道:“未几,大风狂起,波涛怒号,黄沙满天,不辨东西,一念故乡,不禁怆然……”

抄录这些日记,是想阅读者亦能代入那个时代,开放一切感官,如此则自能领会这次旅行的意义。对女性解放这样宏大的主题,非站在实地,恐怕不能有切己的体会。

在启程之前,邓春兰又拟了《告全国女子中小学毕业生同志书》,附上致蔡元培的信,让她的先生蔡晓舟转投报界。北京《晨报》和上海《民国日报》分别于8月3日和8日刊登了这份呼吁书。在呼吁书里,邓春兰先提到世界范围女性地位提高,“欧战告终,西半球之女子,多因助战功勋,实行获得参政权利,出席国会,为议员者已有多人,将见其女总统出现矣”,然后提到中国女性教育尚未平等,“遑论职业,更遑论参政”。于是,这位年轻女性怀抱“与其依赖他人之提倡,何如出于自身之奋斗”的热诚,鼓呼一个百折不回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教育平权运动。



当邓春兰舟车劳顿奔赴理想之时,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旁听学生李超因肺炎在北京含恨而逝。原本再平常不过的死亡,在数月后发酵为一起公共事件,彼时的一流人物们借此事件,由女性解放及家庭制度,从而将女性问题与启蒙话语相结合,作为构建现代性想象的一部分。

李超和邓春兰颇有一些相似之处。譬如,李超幼年接受的也基本属传统教育,她在私塾修习经史,民初进入梧州女子师范学院就读,转而赴广州求学。两位年轻女性同样冀望自身可以跳脱出时代局限,接受高等教育。不过,两人家庭和个性上的差异,又使得她们拥有迥异的现实道路和精神世界。


资料图:李超
资料图:李超

李超父母早逝,虽然家境不错,却要依附过继来的兄长,因此她数度求学,都要和兄嫂斗争;而她年过二十,尚未嫁人,也令家人焦虑,几番逼嫁。这种家世经历使得李超成为符合启蒙话语的一个“样板”。

1919年11月30日,上千人参加了在石验马大街女高师学校召开的李超追悼会。在此之前,《晨报》从19日至26日,连续刊发《李超女士追悼大会启示》为之造势,此后也连续报道追悼会现场及后续声音。据12月1日《晨报》报道,现场仅诗文挽嶂约有三百余份,李超遗像放置于东首的一座彩棚内,上有蔡元培手书横额“不可夺志” 四个大字。主办方还向来宾赠送李超遗像和胡适所撰《李超传》。而追悼会上一众名流的演说,则把这场追悼会变成了妇女问题演讲大会。

在追悼会前,胡适用五天时间写完了《李超传》,他自道为一个无名女子作传的缘由:“因为她的一生遭遇可以用作无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用作中国家庭的研究材料,可以用作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作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30日他的致辞仍是谴责旧家庭的黑暗,女子没有继承权,明明家里有钱却无权支配,外出求学尚需借款,推究根本,则是女性不被视作后嗣的大问题。陈独秀则归咎于社会制度的迫害。梁漱溟随后发言,不赞同陈独秀,以为女性问题需要“使妇女界感觉他们自身种种问题,有了迫切的要求,自然会寻觅路子去解决”,“涵养与发挥情感”就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路子”。(《晨报》1919.12.17)

有别于男性启蒙者的姿态,追悼会两位女性发言者之一、女师大学生孙继绪则呼吁男女教育平权。对女性实在的状况,她不讳言,“现在中国女子的智识,当然不如男子”,不过这是数千年社会制度养成。接着她反问:“就是现在的男子,能像今天这些教育名家的,又有几人呢?”故而孙继绪疾呼:“我们要求女子与男子平等,必定要先求教育的平等。要女子在社会上能活动,必定要先使他有这种能力,有这种智识。”(《晨报》1919.12.22)邓春兰投书蔡元培,引发报馆期刊热议男女教育平权这一公共话题,孙继绪无疑应该受到这一风潮的影响,藉此公共机会,不吝鼓呼。

作为“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23岁的李超被塑造成一位反抗英雄。在给嗣兄的信里,李超展露出好学进取的自主意识,“盖近来世变日亟,无论男女,皆以学识为重。妹虽愚陋,不能与人争胜,然亦欲趁此青年,力图进取”,堪为新文化运动的示范成果。1920年教科书改为白话文,商务印书馆当年出版中等学校《白话文苑》教科书,《李超传》被收入其中。

如果比较胡适为她所作的传记和朋友们为她收集整理成册的《李超女士行状》,后者那些文章和信札,保存了一个更加真实、鲜活的一个亦新亦旧的女性形象。她有求学的耿耿志向,又牵连于旧家庭,既多悲情,又多意气。她所显露的软弱不单是性格缺陷或者蔑视可以说明的,其中包含着深沉的历史悲哀,那是过渡时代女性心长力绌下的悲剧。

据李超同班同学程俊英回忆,她沉默内向,“平时很少和同学交谈,总是愁眉不展”。(程俊英:《回忆女师大》见《程俊英教授纪念文集》)李超以遵从家人的婚姻安排,换取北上求学的资格,然而风潮丕变下的人却不是倏忽间可以簇然一新的。


1919年9月,蔡元培复职,年底他就解决了男女同校的问题,既然教育部并没有规定学生只限于男性,那么女学生就可以报考,只要及格就可以录取。1920年2月,北大第一次招收了九名女生在文科旁听,22岁的邓春兰是其中之一,她进入哲学系,成为中国第一批男女同校的女大学生。

但教育部和社会上对男女同校可不像蔡校长那样举重若轻。北大频频受到教育部和总统徐世昌的质问和告诫,不得不对女旁听生甄别试验。以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回读者信时抱怨:“关于男女同校这个问题,本来没有什么深的理论使得当个问题去讨论,像这种浅近的事大家还要大惊小怪的起来反对,可见我们中国人底程度还同六十年前反对铁路时代差不多……”(《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


颇具影响力的革命杂志《新青年》
颇具影响力的革命杂志《新青年》

1916年之后,《新青年》杂志刊登了许多鼓吹女性独立自主的言论,而接受教育和经济独立被视作落实这个目标的手段。1921年,陈鹤琴做《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发现新文化运动以来接受新思潮的男学生多半期望配偶有知识,而在已婚的男学生中,不满意妻子缺乏知识的人最多,约有57.71%。(《东方杂志》1921.2)然而当少数女性接受教育反而造成她们不愿结婚、抱持一种独身主义,或是择偶条件提高而不得不独身的状况出现后,社会上反而出现一种高等教育=独身的刻板印象。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从19世纪末以来,女性被视为传统最深层的受害者,她们是需要被解放的群体,同时社会又害怕她们真的被解放。

邓春兰为自己和她的女性同侪筹划了一条“革命之路”,先是与男性受同等的教育,提高程度,在知识方面赶上男性,然后要改革婚制,不要早婚,最后要谋职业教育的普遍,使女性经济独立。可惜她中途失路,1920年8月她生下女儿,1922年初又因为怀孕临产,中止了自己得来不易的学业,辍学随夫去了合肥。

北人南迁,不惯气候,新生儿夭折,她和女儿也一直生病,只好返回兰州。从此,在1933年丈夫病逝于北京之前,邓春兰一直独自在兰州教书谋生,养育孩子。期间,蔡晓舟在上海曾与一位女护士结婚。1938年她因思想左倾被兰州女师辞退,之后一直闲居,与父母共同生活。

这位勇敢的女性,身处一个旧者已破新者未成的女性未有之大变局,新思想与旧道德依违离合。理想的摩荡,令她一度成为涌起的时潮,现实的掣肘,却把她卷入一种两头不到岸的尴尬境地。

长居西北的邓春兰,多年之后是否会回忆当日在王府井大街135号,正访问中国的杜威夫人,专门宴请她们这些二十出头、北大新招的的女学生,然后合影留念。她是否还保存着这照片?

不过,我猜想她肯定会无数次想起那次远行。“离亲别乡,长驱异域,所经困难,更甚男子,精神体力,反日健旺”,那是她最光华灿烂的岁月。在旅行中,她领悟了女性的本质:和男性一样,她和无数的她们,也属于这浩大的世界。这世界风险重重,也极为有趣。



【注】本文原标题为《邓春兰:女士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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