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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游记(一) 【原创】  

2016-01-07 22:34:17|  分类: 14、旅游游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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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妻子之所以动了去台湾一游的念头,其实还不是急于想去看看久已闻名的台湾美景,而是和我妻子的一个舅舅有点关系。
      我妻子的姥姥家是个大家族,因为还算有点资产和知道读书的重要,他的三个舅舅都被她姥爷送到省城或北平读中学或大学去了。而且,因为他们读书的年代正好处于当时风靡世界的”红色的30年代“,这三个舅舅就都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或后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都成了中共的高级干部。
      但还有一个她姑奶奶的孩子,我妻子也叫舅舅,他不是共产党,虽然也不是国民党,但却与全国快解放时辗转到了台湾。
      说来话长。我妻子的三姑奶奶当时是她们家乡一带出名的美女,在一个偶然场合被当时当地的县长看见了。这个比三姑奶奶大20多岁的县长就托媒人来家里求婚。我妻子的老姥姥有攀结权贵思想,就答应了。当时才16岁的三姑奶奶嫁给县长后,县长对她倒也不错,还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现在在台湾的舅舅。因为这个儿子幼年时经常回姥姥家玩,而且和我妻子的妈妈同岁,因而他(她)俩有较深的感情。
      后来,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很快就打到了我妻子家乡一带。这时,我妻子的姑奶奶已因病去世,国民党政府南逃了,这位县长就带上这个儿子逃到了重庆,并把他送进中学读书。其间,这位县长因颠沛流离得病也去世了。到1949年,这位舅舅高中即将毕业,恰遇国民党逃台,而他就读的这所中学的名誉校长是蒋经国,因而他们全校多数师生就随着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到了台湾。
      而我妻子的三个亲舅舅及她母亲兄妹四人,都是老共产党员,早就视那位国民党县长如仇敌,在他当县长时就从不来往;加上他们的姑姑已经去世,因而早就将他们父子俩忘了。
       一直到了1990年左右,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开始逐渐解冻,两岸已不再那么剑拔弩张。我妻子的几个舅舅中,文革前任辽宁省副省长、文革后任辽宁省政协主席的大舅已经去世,原任河南某地委领导的二舅已年逾古稀离休在家,任国务院某部副厅长的三舅也已离休。其中,三舅的思想比较开放,喜欢和亲戚朋友来往,又因他儿时和那位逃到台湾的表弟经常在一块玩,所以就动起了寻找这个表弟的念头。他文化虽不高,但勤学好问,在单位的几个知识分子同事的指导下就去北京图书馆查找这个表弟。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十几天查阅各种资料,他竟查到了这个表弟的下落——当时是台湾著名大报《中国时报.副刊》的主编,他依此线索,进一步找到了表弟现在的家庭地址、电话。
       三舅和台湾的表弟联系上后,台湾的表弟就领了大女儿来北京探亲。当时,二舅夫妇也在北京,三舅一家有七八口人,他们在北京聚会了几次。当时双方都感到恍如隔世,以前根本连想也不敢想,梦也不敢梦的事竟真的实现了。须知,我妻子的三个舅舅分别是1929年、1933年、1937年就参加了中共的老红军式的老革命,都是要坚决打倒国民党政府的热血青年。我妻子这位表舅虽然不是国民党员,但他爹是国民党县长,他是跟随蒋经国跑到台湾去的。特别是二舅,那可是特别左倾的老革命。所以,当我看到他们在一起有说有笑的照片后,觉得人世间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化解的冤仇,“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确是经验之谈。
       这位舅舅生于1928年,和我岳母同岁,他们儿时经常在一起玩耍,感情比较深。所以,第二年,这位舅舅就又从台湾专程来山西长治看我岳母一家。
       那时,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刚刚解冻,舅舅领着他的大女儿一来,长治市对台办提前就知道了,他们以政府的名义安排接待,把舅舅父女俩安排到了市里最好的宾馆。随即,就有许多市里的干部到宾馆看望舅舅。我们一家到宾馆见了舅舅一面就回来了,因为市里去的各级领导太多。我想,也许是因为统战工作的需要吧。但我也有点疑惑,舅舅的肚子前面挎一个当时大陆还没有的腰包,里面放着一大摞面值100元的美元,只要见到一个来见他的的人,不管是领导,还是老乡或亲戚,舅舅都是先握一下手,然后就从腰包里拿出一张100美元硬塞给人家。所以,一度搞得来见他的人几乎都排成队了。当时,大陆还没有什么腐败,一般处级干部的月工资也就是三四百元,握一下手就能得到八百多元人民币(当时美元兑人民币的比值是8点几比1),等于两个月工资呢!难怪人家都排成队来见他了。其实,见他的人没有一个认识他的,我们这个城市认识他的只有我岳母一个人。
      一直到舅舅临走的头一天,舅舅才抽出时间到我岳母家。他(她)俩谈话、叙旧,我们在旁边听着,偶尔插一两句话。他俩谈的大多是对儿时的回忆和亲戚们现在的状况。其间,舅舅的几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家5口人,舅舅、舅妈、三个孩子在政治观点上竟分三派:舅舅是21岁才离开大陆的,主张两岸统一,属于“大陆派”;舅妈是台湾本土人,怀念日占时期,属于“亲日派”;三个子女年轻,羡慕美国的发达富足,属于“亲美派”。我们都听得目瞪口呆,好家伙,如此复杂,一家就分了三派!?还是我们大陆好,全国都是一派!离别时,我们照了几张合影。
      在送舅舅和表妹回宾馆的路上,我才有了和舅舅单独交谈的机会。我记得,因为我当时对大陆、台湾的关系并不了解,而且还是个抱定“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信念的中共党员,因而仅仅问了舅舅一句:台湾为什么不愿意和大陆统一呢?中央不是讲了,可以“一国两制”吗?舅舅回答:台湾的国民党大多数也愿意统一,主要是顾虑重重,不敢相信,历史教训太多了。听了这话,我就不再说了,因为当时我对两党从1924年到1949年的关系是十分清楚的。
       舅舅说,他家的经济状况在台湾属于中等,但在我们看来已经是非常有钱的了。我岳父是军队正团级离休干部,在我们家工资最高,当时月薪大约是1000元左右,岳母是地方党政机关副处级干部,当时月薪大约是400元左右,我当时是大学副教授、副处级干部,月薪也是400元左右,但舅舅当时月薪是14万台币,按当时1;6的比值算下来,他的月薪相当于23000元人民币!怪不得他见人就塞一张百元美钞呢!他要给岳母留下5万元,岳母没要,因为岳母觉得我们家在大陆算经济状况很好的了,不缺钱。再说,她心里也不愿意接受一个台湾人的施舍,那多丢党的脸?但她将舅舅给她的5个金戒指留下了,随后自己仅留了一个,给了我妻子2个,给了我女儿2个。
        次日上午,我们全家去机场送舅舅,他把市里对台办送他的烟酒及地方土特产都给我们留下了,说飞机上不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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