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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弹”天真、纯粹乃文人本色“ 【原创】  

2014-08-17 23:25:44|  分类: 19、随笔杂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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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原文】天真、纯粹乃文人本色

纵观历史上的许多文人墨客,他们着实天真可爱,天真到犹如童子一般,可爱到如同处女一样。也许正因为具有那种天真可爱的的品行,他们才可能为我们后人创造出那么多思想丰富、别具匠心、发人深省的优秀作品。

许多的文人都爱得很天真,爱得很纯粹。据说,柳永喜欢一个女子由于身份不配遭到家庭反对,范仲淹为了帮助柳永就把那女子收为义女才使他们结为夫妻。当柳永遭人暗算,那女子为了救柳永牺牲了自己。柳永本打算再也不娶,后来,又遇一女子是范仲淹的义女。她一直很欣赏柳永的才华,范仲淹又为了让柳永摆脱失意极力撮合他们的亲事,柳永在拒绝多次之后被那女子的真诚所感到欣然结合。后来,那女子怀有身孕要生的时候,柳永应好友之邀去山顶观雪,他妻子不慎跌到,早产而死!后来,柳永悲痛中伤心的离开了人世,死时柳永连下葬的银两都不够。还是他以前的要好的妓女们凑钱为他下葬的。柳永爱得那么的天真、纯粹。在他的心里,爱就是爱,绝对不参杂其他的世俗所谓的门第、金钱和地位等。当然还有苏轼、陆游、鲁讯、徐自摩等文人墨客无不如此,他们都一样,爱就爱得干干脆脆,爱就爱得死去活来,爱就爱得真心实意。

许多的文人待人处事都很单纯、性情。嵇康,字叔夜,本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先人因避仇迁家谯国侄县(今安徽淮北临涣镇),改姓嵇。("嵇",盖以纪念祖籍会"稽")“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三国时魏末著名的诗人与音乐家,是当时玄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人耿直,他幼年丧父,励志勤学。后娶长乐亭主(一说为曹操孙女,曹林之女;一说为曹操曾孙女,曹林之孙女。)为妻,在曹氏当权的时候,做过中散大夫的官职。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当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后来,嵇康家道清贫,常与向秀在树荫下打铁,不为谋生,只是随从自己的意愿。贵公子钟会有才善辨,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带来大批官员,嵇康一见这场面就很反感,没理睬他,只是低头干活,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立即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就拂袖而去,后来钟会深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他的坏话。如此这般待人处事需要多大的胆识和气量啊!现实中,我们又有多少人为了一己私利,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格、自尊、道德去奉承拍马、拉帮结伙、欺上媚下。

许多的文人都能够做到在正义与真理面前,表现出刚正不阿,不畏惧强暴与武力的英勇的精神。家喻户晓的著名学者、诗人、民主战士闻一多先生是在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枪杀的。在这之前,朋友们得到要暗杀他的消息,劝告他暂时隐蔽,他毫不在乎,照常工作,而且更加努力。明知敌人要杀他,在被害前几分钟还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大声疾呼,痛斥国民党特务,指出他们的日子不会很长久了,人民民主一定得到胜利。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高度赞扬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相比之下,在现实中,我们的话许多人在危机面前却是前瞻后顾、贪生怕死。

总之,文人就是那么天真与纯粹,永葆他们的本色。他们敢于爱,也敢于恨;他们敢于说,也敢于做;他们敢于说“是”,也敢于说“不”。但是,这一切都出自于他们内心的尺度与标准,而不是来自外在的世俗与强权。

 

【鲁迪的评论】反弹《天真、纯粹乃文人本色》

 《天真、纯粹乃文人本色》一文写的很有新意,可以说是一篇天真纯洁的好文章。但其不严谨之处也不少。

什么叫文人?秦桧、洪承畴、汪精卫、胡兰成、张春桥、姚文元算不算文人?当今的余某某、孔某某、司马某算不算文人?如果他们不算,算什么人呢?如果算,说“天真纯粹乃文人本色”,是不是有点以偏概全呢?我想上述名人好歹也应该算是文人。所以,我们最多只能说,“天真、纯粹乃真诚文人的本色”或更准确一些地说“天真纯粹乃一部分文人的本色”。因为,只有那些真诚的、纯粹的文学家,才会经常沉浸在美善的文学作品所塑造的虽美但并不真的精神世界里。所以,也只有他们才会在不知不觉中,将经典文学作品所创造出来的美好、虚幻的精神世界作为真实世界来对待。结果就造成了:真正的文人很天真,不世俗。这一特性,对别人来说很好,因为别人面对他们好像面对的是一群天真、纯洁、不须设防的儿童;但对文学家自己来说往往很糟,因为他们老像儿童一样天真纯粹,在离开父母的呵护或一个赏识他的大威权的保护后,往往就无法活下去或无法活得好一些(如杜甫、徐自摩、萧红、张爱玲等)。

所以才造成了作者所列举的诸多文人的不幸遭遇:柳永纵有惊世之才,但活得很不好。世界以虚伪、狡猾对他,他却以真诚、坦白回之,哪会有好果子吃呢?苏轼因有官位护身,处境稍好一些,但他先是反对当权的改革派,后又反对本来与自己一派、后来也当了权的保守派,所以苏轼的一生是两头不讨好。在聪明无比、熟悉当今官场游戏规则的官员看来,苏轼简直是个二百五!陆游的结局好一点,那正是因为他多多少少学会了点明哲保身。徐自摩就不用说了,基本是个儿童,所以才三十出头就殒命了。作者在文中还以鲁迅为例说明文人的天真纯粹,这不大合乎史实。鲁迅儿时、少年、青年时代的确也曾天真过,所以他才被“惊得目瞪口呆,轰毁了进化论”,所以才慢慢地看出“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全是‘吃人’”,所以才看着、看着不禁怀疑起来。看到晚年,干脆对任何人都要打个“?”。鲁迅对他笔下的“天真纯粹的文人”狂人、夏瑜、涓生、子君、魏连殳、吕玮甫们都是既有深切的同情也有诚恳的批评、规劝成分的。批评他们什么呢?大致就是批评他们的天真、纯粹。鲁迅在左联时期,一再告诫青年要打“壕堑战”,正说明了他的老辣。

 至于嵇康、闻一多,我以为属于另一类文人。嵇康、闻一多们并不单是天真纯粹,他们深切地了解人间、了解社会,但他们和鲁迅一样超越了俗世,看到了更远处。他们不是天真纯粹,而是拥有别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那别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定了他们宁可慷慨赴死也不愿苟全性命于乱世,委屈求全于昏君。纵观一部世界、中国知识分子史,文人中既有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也不瓦全者;也有宁弯不折、宁为瓦全也不玉碎者。嵇康、闻一多明显属于前者。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人生观、世界观。有人超脱俗世转而追求精神自由,就追求精神自由而不追求红尘俗欲;有人面对滚滚红尘沉溺不拔,拼命追求名利地位、骄奢淫欲。特别是在遇到生命危险时,在入世者看来,最宝贵的生命那是万万不可丢掉的!据说后来的汪精卫就持有这种想法。前者如裴多菲可以高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后者如后来的汪精卫就可能对裴多菲的呆气嗤之以鼻,会转而吟咏“爱情诚可贵,名利价更高;若为生命故,二者皆可抛”。

  总之,文人也是人;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文人。有的文人,“是那么天真与纯粹,永葆他们的本色。他们敢于爱,也敢于恨;他们敢于说,也敢于做;他们敢于说“是”,也敢于说“不”。但是,这一切都出自于他们内心的尺度与标准,而不是来自外在的世俗与强权。”但也有的文人,“是那么油滑和世故,没什么固定的人格和气节。他们不敢爱,也不敢恨,更不敢说和做。他们有时不敢说“是”,有时也不敢说“不”。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外在言行和他们内心的尺度和标准是不一致的,是由外在的世俗与强权决定的。

而且,和常人一样,文人中也是后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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