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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批判组”生涯 【转载张鸣文章】  

2014-08-10 17:04:32|  分类: 31、关于文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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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批判组”生涯

张鸣

文革岁月,我这样的出身不好,父亲又有“历史问题”的标准狗崽子,当然日子好过不了。不过,托尔斯泰说过,每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则有各自的不幸。我的日子不好过,也有个人的原因。我们家从当时黑龙江农垦总局所在的佳木斯搬到5811农场之后,不知怎么一来,我交了狗屎运,跳级了。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我小学跳级后,摊上一个出身不错,一脑门子阶级斗争的男性班主任。在一个已经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年月,他对学校搞“唯成绩论”,让我这样的人跳级,感到不满意,当然天然合理。文革尚未开始,我跟班主任的关系已经有点紧张,他看不上我,当然我也投桃报李地看不上他,私下里跟朋友嘀咕,认为他就喜欢女生,偏心而且花心。文革一开始,像他这样出身贫农的教师,是稀缺紧俏物质,很得意。总是热衷指挥批斗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女图画老师,不顾人家七八个月的身孕,最后活活把人逼死,两条人命。别的不说,单就这一点,这让我跟他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不过那个时候,我的父母还没有被揪出来,他还不敢把我怎么样,但彼此的敌意却正在积累。他曾经打上门去,到我家里告状。但我们父母却没有像别的学生家长那样,只要老师上门,就不分青红皂白给孩子一顿胖揍,这也让他更是恨恨。

1968年,全国大混乱的局面逐渐安定了下来,被利用完的造反派遭到无情的抛弃,草根冲击当权派的日子结束了。随后,不仅刚刚大联合之后的造反派遭到全面整肃,过去运动中的老运动员们,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也再次被过了N道筛子,剥了几层皮。过去因在北大荒,地老天荒而得以幸免的我的父母,全部落网。当然,也就给了我的班主任,一个绝佳的整我的机会,那些日子,他几乎可以天天消遣我。此时,他已经因整人有功,升为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上掌控学校的大权。

在那些日子里,经常上着上着课,就不知怎么就变成了我的批斗会,要我交代父母的罪行,表态划清界限,让我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全班上台表演节目,就我不能上,一人向隅。玩篮球乒乓球,也没我的份儿,下了课,经常会莫名其妙地挨几个贫下中农子弟欺负,人家打了我白打,如果我敢还手,就一定是阶级报复。可惜,当时的我没有学会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就是不服,挨批斗时还会还嘴。就算阶级报复,挨揍的时候,也一定要还手,哪怕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眼睛都睁不开。当然,这样的做的结果,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在父母相继被关牛棚之后,我给他们送东西的时候,由于执意不肯按他们的要求臭骂一顿自己的父母,消息反馈到学校,大家一致说我反动透顶。于是,我的班主任大笔一挥,布告贴出来,我就被开除了。那一年,我9岁。自己回家呆着,爹娘都关在牛棚,就我和我的小哥哥在家,我做饭给他吃。

当我在家晃了差不多一学期还是一年的时候,学校再次发生变化,不知怎么回事,有年龄大一点的学生查了我那班主任的档案,发现这么革命的人,居然当年是中右——57年反右运动中的准右派。这样,这位红极一时的人物,从此不能再做革委会副主任,连教师都免了,给发到后勤去了。接管学校的复员兵中,有一个就住在我家不远,对我印象尚可,然后就通知我复学,降了一级,回到我跳级前待的那个班。没了直接的对头,日子稍微好过了一点,可也就是一点而已,一个狗崽子,依旧得担惊受怕,处处小心,稍不留神,就会遭来无妄之灾,挨上一顿奏,还顺带被老师批一顿。

真正的转机,是学校成立了大批判组,要写大批判文章,还要出板报,墙报。管事的人,搜遍了全校上下,发现就我还能凑合着写写画画。于是,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稀里糊涂地进了大批判组。当然,按领导的说法,大批判组的主要成员还都是根正苗红的,但这些主力其实什么也不做,活儿都我一个人干,连写稿带画报头,再把稿子抄到板报或者墙报上去。有的时候,学校开大批判会,批判无论什么人,领导的发言稿,也得我来写。

这样一来,我就成了我们学校的笔杆子。最大的变化,就是至少有一部分的同学和老师对我客气多了。虽然经常熬夜出板报有点辛苦,但有时候还能到食堂弄点剩饭吃,只要领导要稿子,这边上着课也可以昂然出来,穿过教室的时候,让同学们感到很羡慕。其实,那个时候,这种最基层的所谓大批判组,要干的事相当简单,无非是跟着两报一刊鹦鹉学舌,再联系一下本校本地的实际,随便扯就可以,没有人会深究的。每篇文章的开头,最常见的是“东风吹,战鼓擂。”“红旗飘飘,彩旗猎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所谓的报头,也无非是根据现成的报头图案,照猫画虎描上去就行,无非是些表情严肃,夸张地伸着拳头的工农兵。但是,就这样的活儿,就是没有人能胜任。他们用我,其实也是不得已。

当然,这样的不得已,还是有人心有不甘。记得当年我们学校唯一的一个大学毕业生(记得好像是学农学的),阶级观念就非常强,总是惦记着找成分好的学生把我替下来。实在找不到,就找两人跟我学,意思学会了就取我而代之。可惜,这俩宝贝无论如何都学不会,有一次,他们中的一个抄完了黑板报,字实在太难看,我帮着修了修,回头让那位老师看见,连声夸好。但第二次他自己写,我不再修了,依旧一塌糊涂。这个状况,让那位阶级斗争弦绷得很紧的老师十分丧气。不过,老师就是老师,他不久就想出了新的办法,硬找一个成分好的跟我一起出板报,并吩咐我以后只准干活,不能声张。每次板报出完,他都对外说是那个成分好的学生干的,至少是以他为主干的。时间一长,我成了人家的替身,隐在别人的影子里面。还好,替身始终得存在,不仅要替他出版报,还要帮助他做功课,不可或缺,所以我的日子还能将就着过。晚上出板报,大批判组的男男女女,最欢乐的事情是彼此开玩笑。那个时候,禁欲的禁锢多少开始放松,男女生之间,白天上课不好说话,但晚上“工作”,却可以聊天。那种聊天,虽然没有什么带颜色的话儿,但分明就是打情骂俏。那个时候,女生跟男生说话,动辄就说缺德,讨厌说缺德,兴奋了也说缺德,喜欢对方也说缺德,缺德就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口头禅。男女生打情骂俏,当然注定要泡在一片的缺德声中。女生时不时地还会用小拳头打一下对方,当然不一定只打一个固定的人,约定成俗,只能女生打男生,不许男生还手。当年的我,也没少挨女生的小拳头,女生的拳头打在身上,还配着缺德的娇嗔声,心里一阵莫名的兴奋。不过当时的我,不仅不敢还手,连斗嘴都不敢,只是笑笑,低头干活。不过,明明是打情骂俏,但好像没有人敢真的恋爱,这种事,在那个年头,还属于流氓行为,没有人敢越雷池半步。

不过,文革日子的紧绷,是越来越放松了。在北大荒这样的人少地荒的所在,放松的就更历害。革命时被严格限制的男女关系,也大幅度松弛。大人们群里,拉帮套(即丈夫之外的副夫)的重新上位,搞破鞋的也冒头了,而且大有泛滥之势。电影不仅是八个样板戏和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都能看见了,有时候还能看见几部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偶尔也会有几个男女调情恋爱的镜头。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操场露天看电影,自带板凳,好处是不花钱,不好的是如果摊上下雨,就只能落荒而逃。记得《列宁在1918》上映的时候,我晚了一步,前面的位置都没有了,只能坐在中间,恰好落在学校一个胖胖的女炊事员的后面。这部电影很有意思,一上来就是芭蕾舞天鹅湖的场面,舞台上一群光着大腿的女演员在跳天鹅舞,男女主角还时不时地kiss一下,然后那些红色水兵一阵欢呼。当时,这样的场面,在中国还是相当刺激。画面出来,人群一阵小小的骚动,我前面的胖炊事员一个劲儿地说,缺德,缺德,缺德!我分明听出胖炊事员的声音里,带着兴奋和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绪,很有感染力。不久,就传出还算有几分姿色的胖炊事员跟我们书记之间的绯闻。其实,这位胖炊事员人挺好的,我们晚上出版报忙晚了,到食堂找东西吃,只要她在,每次都能吃到好的。绯闻的结果如何,我不知道,不久,我转到了另一所中学,五七中学。

五七中学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我们半天上课,半天劳动。虽然说,在原来的中学也经常劳动,不仅农忙时节要下连队停课劳动,平时学生也要帮助种学校的地。但是硬性规定要半天劳动,还是让家长们感觉有点多。不过,当时我们都挺高兴的,干起活来,特别卖力。自己养猪,自己吃肉,自己种菜自己吃,在菜和猪都没有收获的时候,我们成天就喝冻菜汤,吃咸菜。不过,在这里,阶级斗争的弦却进一步放松,似乎没有人在意我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校的板报,就全交给我了。内容逐渐从大批判,变成我们学生的抒情园地,充斥了我们自己写的乱七八糟的诗,看上去虽然还很正面,相当革命,歌颂领袖的陈词滥调不少,但已经没有多少火药味了。而且,学校歌咏比赛的串词,对口词,后来连相声,小话剧也由我来写了。大批判组的名义也没有了,但凡有这样的事,学校就来找我,我堂而皇之地做了主角儿,用不着再给人家做替身。这样的得意,让我从夹着尾巴做人,变成少年轻狂。这样的好事,直到我因为林彪事件,进而怀疑文革,再一次犯了政治错误,才算结束。

我的大批判组的生涯,就这样结束了,说实在的,做过这样的事,直到今天,我也说不上后悔。因为当时的我打死也没有后来的觉悟,能意识到大批判是错的。被踩在泥里的人,能少被人踩几脚,都是好的。进大批判组,就切实地能让我被少踩了不止几脚。当年,这样的大批判组,全国不知有多少,有一万个,就是一万种一模一样的鹦鹉学舌,无非学梁效,学石一歌,学两报一刊。现在看来,是既做了无用功,又毒化了社会空气。在当年,我相信所有进去的人,都干得挺欢,相信自己是在做对革命有益的事。事情都过去了,毕竟那时我还小,没有打人抄家,也没有鼓动别人打人抄家。我生不幸,赶上文革,做点今天看来的荒唐事,在所难免,即使再使劲,也抹不白那段岁月。我经常问自己,如果我那时候成分好,是不是也会参与打人抄家(虽然年纪小,跟着大人屁股后面也是可以的)?真是很难说。虽然把人活活打死也许办不到,但充满革命义愤打人,整人,估计也是会做的。现在看来,只是说是万幸,我那时是那样一种地位,只配被人打被人整被人抄家,从而免去了我后来的良心负疚。我的大批判组生涯,本质上虽说不过是跟着人喊万岁,喊打倒,但也属于站在一群人前面在喊。把自己的青春才华(如果算有的),贡献给这样的一种无聊事,还做得津津有味,干劲十足,想来真是荒唐,但也没法不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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