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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文化薪火传播者的一生 【原创】  

2014-11-14 21:33:15|  分类: 17、记人纪实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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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文化薪火传播者的一生

 

文化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乃至地区的文化都有它产生、发展的历史,都有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毋庸讳言,由于长治地区位于自古交通闭塞、异域先进文化不易传入的太行山区,所以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长治地区无论是在物质文明方面,还是精神文明方面,都与京津沪等大都市和东南沿海地区有较大差距。

 新中国政府为了使革命老根据地——长治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尽快缩小与先进地区的差距,自解放以来,从京津沪粤等文化发达地区陆续调入了多批文化人。其中,第一批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调入的。这批知识分子包括长治市政府派员到京津沪粤等文化发达地区通过考试招收的、各大学毕业分配来的、从部队转业的和1958年后被打为右派分子下放来的几部分。如:晋东南师专的刘祖尧(东北大学副教授,长春)、储仲君(华东师大毕业,上海)、宋谋瑒(湖南大学毕业,中央军委《战斗》杂志编辑)、贾纯(燕京大学毕业,北京商学院)、吴光灿(燕京大学毕业,上海),长治一中的鲍石田(燕京大学毕业,《中国青年》杂志社理论组长)、高才生(炮兵高级教官,来自解放军),潞安中学的李固阳(清华大学毕业,北京)、文补校的刘星甫(铁道兵教官,北京)、姚琨田(复旦大学毕业,北京,原廖承志秘书),长治二中的陈封雄(燕京大学毕业,原《人民日报》记者,陈寅恪侄子)、刘有声(复旦大学毕业,原《人民画报》主编)、陶訏(南京大学肄业,铁道兵某军司令部教官)、何浩(广西军校毕业,广西)、陆钦桥(东吴大学毕业,苏州)、李锡光(中山大学毕业,广州)、王厚德(南京财经大学毕业,长沙)等……【不完全,且不甚准确】。在长治市从事了四十余年教育行政领导工作的原长治二中党委书记、市教育局长、文教部长赵连中曾说:“这批人对长治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拓荒般的作用,他们的到来使长治的教育质量一下子上了几个台阶。”陶訏,就是这批文化薪火传播者中的中坚人物。

 陶訏,原名陶自立,北京人(祖籍河南封丘),1923年5月31日生于北京菜市口丞相胡同66号。丞相胡同的南侧是鲁迅曾闭门苦读古籍、野史10年,深入反思整个中国文化奥秘的绍兴会馆,东侧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宣传五四新文化的号角之一——《晨报》编辑部。陶家的紧邻是名扬中外的国画大师齐白石的宅第,孩童时期的陶自立经常到齐白石家玩耍,目睹过中外文化人与齐白石的交往和白石老人固执、节俭的诸多轶闻趣事。1932年,陶自立9岁时,随父母搬到了北平和平门西侧西河沿176号楼。该楼的后窗正对着鲁迅于1932年11月27日给北师大师生发表著名演讲《再论“第三种人”》的北师大操场。陶自立曾趴在后窗户上看到身穿长袍、瘦弱低矮,正在挥臂演讲的鲁迅先生。

当时还算小康的家境给陶自立提供了较好的上学、读书条件。在中小学读书期间,他广泛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经典名著和宋元明清以来浩如烟海的武侠小说及其它三教九流之类杂书,这为他后来的教书、治学打下了宽厚的文化基础。其中,陶自立特别爱读周作人“冲淡平和”、底蕴悠远的文化散文,一度曾对洋洋24本“知堂散文”那淡淡道来、不露痕迹的叙述方式痴迷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他曾说自己的写作一直到老年犹不时流露出“知堂痕迹”。但当1937年周作人投靠日寇、成了举国唾骂的汉奸后,正读初中的陶自立马上投书谴责周作人:“你的附逆投敌,将你在我心中建立的美好形象轰塌了。”周作人还给这个才14岁的初中学生陶自立回了一信,题头称陶自立是“陶君”,信中为自己辩白说“世间事本无所谓对错的”云云。

在北京(北平)生活的这十几年,六百年古都厚重的人文传统、五四运动的狂飙突进精神和北京(北平)各大学府的浓厚文化气息,在青少年时代的陶自立心中形成了厚实的中外文化思想积淀。据熟识他的老同学回忆:“陶自立是个额头宽大、聪明活泼、读书多而杂、常发超凡脱俗、惊世骇俗之论的调皮学生。”

但家庭的变故使陶自立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意外转折——当他高中毕业顺利考入中央大学(后南京大学)就读不到一年时,父亲的去世使他失去了继续读书的经济支持,而且他还得挣钱养活母亲、弟弟等家人;因而陶自立不得不离开中央大学,考入中央银行苏州分行当见习生。在银行见习期间,早年的文学熏陶,使陶自立并未放弃对人文科学和文学的爱好。1943年,当时的青年作家徐訏的《风萧萧》在重庆《扫荡报》连载,国内文坛一时掀起一股“徐訏风”。陶自立对书中主人公白苹对中华民族和传统道德的忠贞极为赞赏,对徐訏的文学才华更是钦佩不已,因而他改名为“陶訏”。此后,陶訏经常给上海、南京、苏州一带的报刊投稿。著名记者萧乾当时经常发表政论文章,陶訏曾发文与萧乾讨论诸多问题,深得萧乾赞赏。后萧乾将他的这批政论文章结集为《红毛杂谈》出版,该书收入了陶訏与萧乾讨论的杂文《人治与法治》(该书现存复旦大学图书馆)。陶訏在文中议论道:“奢谈民主是远远不够的,民主社会必须建立在消灭专制,建立法制的基础上。”陶訏在文坛的活跃使得他在沪宁苏锡常一带小有文名,因而先后被《大公报》、《南京晚报》录用为编辑。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一贯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期盼民主自由新中国的陶訏立即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旋即被选拔为铁道兵某军司令部的文化教员,教那些虽战功卓著却没有或稍有文化知识的师团首长们学习文化知识。从陶訏珍藏的自己当年身着戎装的老照片可看出,他那时是个英姿勃勃的青年军官。

但在《南京晚报》工作的那段经历几年后又一次改变了陶訏的人生轨迹,并注定了他后来人生道路的多蹇——陶訏在《南京晚报》工作时,除他一人外,其他同事在“三反”中被查出,不是中统成员就是中统外围组织成员。虽然他本人与中统没有任何关系,也不知道那些同事的背景,但在当时的政治风气下,军队无法留他继续工作,于是1954年陶訏被迫转业,从花团锦簇的六朝古都来到贫瘠萧索的太行山区,被分配到才建校两年的长治二中(原山西省立四中)任语文教师。

 陶訏虽非师范科班出身,也没读完大学,但他却有不少科班出身的教师少有的过人之处:

 一、手不释卷,研读不止。尽管陶訏生活俭朴,不修边幅,家居简陋,但他八十年来读书不倦,藏书极多。他的书柜里满满当当都是书:《四书五经》、《二十五史》、《史记》、《资治通鉴》、《世界通史》、《中国通史》、《辞海》》、《辞源》、《魏晋南北朝史》、《清史稿》、《东周列国志》、《慈禧太后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鲁迅全集》、《鲁迅诗歌注》、《鲁迅书法集》、《沦陷区小说集》、《徐霞客游记》、《知堂文集》、《金圣叹评点水浒》、《莎士比亚全集》、《金庸武侠小说全集》、《梁羽生武侠小说全集》、《聊斋志异》、《三国演义》、《水浒》(120回)、《水浒后传》、《西游记》、《红楼梦》各种版本、《金瓶梅》(香港版本)、《大八义》、《小八义》、《小五义》、《续小五义》、《厚黑学》、《推背图》……真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在他家里,书桌上、寝床头、饭桌旁、沙发边,到处都摆着书。工作之余,他总是在捧书研读,提笔评点,还不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时时陶醉在“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的欣赏境界中。

二、读书广博繁杂。陶訏和一般老一代文人不同,他不仅研读古今中外经典名著,还广泛涉猎鲁迅所说的各种“野史”和他所能收集到的三教九流式的各类杂书。日日捧读八十年,造就了他知识的异常渊博。一些大学教授、中学权威教师、作家、记者遇到疑难问题,经常求教于陶訏。曾长期与陶訏有书信往来,经常与他探讨清史诸多问题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清史专家俞炳坤先生曾曰:“陶訏先生学识渊博,才思敏捷,令我受益良多。”曾经常与他商讨中国古典文学冷僻问题的长治学院著名教授储仲君、宋谋瑒曾称道:“在长治这样相对比较闭塞的地方,能有陶訏这样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的学者真是难得。”

 三、忠于教育事业,热爱学生。一者得益于党的多年教育,二者得益于那个特殊时代使这批在当时有这样那样“政治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难觅其它出路,因而这批来长治执教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持一种死心踏地教书的心态执教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事物的两面性使坏事变成了好事。不然,长治这样的偏僻山区小城很难在文化人稀缺的解放初期,便集中了这样一批既受过良好教育、又学识渊博,还对教育事业全心全意、呕心沥血的人才。

 这批人才,大多在个人物质生活上所求甚微,在工作教学上竭尽所能,在对待学生上胜过亲生子女。陶訏在当时长治二中的老师中可谓富翁:他当时未婚单身,一人一月八十多元工资(按物价比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万余元),但他往往是不到发工资那天,钱袋就空空如也。原因是:当时的学生大多家庭贫困,往往困难到吃不饱饭的地步。陶訏本来就一贯好烟嗜酒,视金钱为身外之物,疏财仗义,撒钱如流水。再加上他看到学生有困难,常常资助学生度过难关。因而,也难怪他钱袋经常告罄,衣着家居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地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治二中学生经常能看到衣衫破旧的权威教师——“陶老师”在校园中翩然而过。仅从此点就可以说,陶訏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真正献身教育事业、一心一意为学生服务的人。长治二中20世纪60年代曾流传过这样的笑话:校党委书记赵连中看到陶訏数九寒天没有厚被子御寒,就动员众人“救济”陶訏。有人说“这都是因为陶老师自己不擅理财,他又不困难?”赵书记对曰“特殊人才特殊对待嘛!”

  半个世纪以来,接受过陶訏哺育的学生成千上万,特别是其中有文科特长的一些学生与他建立了终生的师生深情。如李玉臻(北京政法大学毕业,原山西省人大副主任、省高院院长)、苗挺(北师大毕业,原长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马山明(北京大学毕业,原山西省政协《山西统一战线》主编)、程秀龙(山西大学毕业,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常宝兰(山西大学毕业,原新华社香港分社高级记者)、赵善读(山西大学毕业,原长治市委政研室主任)、胡秉孝(北方交大毕业,原乌鲁木齐铁路局副总工程师)、董智志(原长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长治日报》社社长)、李仁和(原长治学院中文系主任、学报主编)等。这些学生都受陶訏哺育多年,陶訏在他们心中播下的文化种子为他们后来为国为民所做贡献起到了奠基般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这批学生至今说起“陶老师”来犹怀念不已。陶訏逝世后,他们都以各种方式参加了悼念活动。

四、口才极佳。教书主要是一种以口传授德行、知识的职业,具有极佳口才是教师的职业所需和可贵特长。陶訏恰巧具备这一特长。他一者得地利之便,底色语言一口京腔,二者积多年教学之功,他的口语更修炼得简练标准;三者仰承“京油子”语言文化熏陶,他出语幽默风趣;因而他能在毫不经意间,出语风趣,饱含幽默,引人莞尔。加之他几十年潜心教学、沉迷写作,更使他能在传道授业解惑时,自由潇洒、游刃有余、信口道来,使学生在不知不觉的愉悦中接收知识营养。

五、笔耕不止。讲授语文课的教师如果自己不经常提笔为文,很难体会到写作的甘苦。也可以说,不擅写作是我国近几十年来中学语文教师的一个软肋。而陶訏的又一个突出之处恰恰是他继承了曾经当过中小学教师的鲁迅、闻一多、朱自清、叶圣陶、老舍、赵树理等老一代教师的优秀传统,从少年时期到望九高龄,从来没有间断过写作。而且他的写作体裁从不局限于某个领域、某一专业,报告、讲话、总结、讲稿、杂文、论文、散文、诗歌、日记等等,无不涉猎。因而陶訏的文章汇诸家为一炉,经多年锤炼,可谓炉火纯青、左右逢源、独具一格。读过他作品的人无不佩服他文章的语言精炼、幽默风趣、飘逸灵动,寓意深沉。即使是在耄耋高龄,卧床不起时,他亦可信手拈来,迅疾成文。

 六、成就卓著。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过人才华使陶訏几十年来一直担任长治二中高三毕业班语文教师和语文教研组组长,此外还担任过长治市教育局教研室负责人、长治二中副校长等职。在他任语文教研组组长期间,该组的各方面工作一直居于晋东南地区前列。如二中语文组1959年7月获晋东南地区标兵教研组称号,1960年3月获“山西省先进教研组称号”,他本人获山西省政府颁发的奖章一枚。

 世界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证明,在世时文名显赫、名扬天下的“作家”的作品未必就是文学精品,在世时毫无名声、默默无闻的常人的作品未必就不是经典,莎士比亚、卡夫卡、杜甫、陶潜就是明显几例。陶訏大概就属于后者。陶訏一生作品不多,出于治学爱好,他在教学之余发表过数十篇关于地域文化、武侠文化研究的论文;出于批判社会丑相的动机,他还撰写过数十篇匕首投枪式的杂文。尽管这些文章仅仅是散见于地方报刊,并没有造就他显赫的“作家”名声;而且因财力匮乏,也未全部收入他晚年结集出版的自选集《珍帚集》。但这些短文终将会在我市文化史上留下它们遮掩不住的珍珠般的微光。

 陶訏一生生活俭朴,唯喜读书写作、哺育学生。他的晚年生活在外人看来颇为不堪,但他毫不在意,常在乐观通达中持悠然自得之心,读书不止,为文不辍,年逾八旬后还经常用手机短信与文友交谈读书心得。

心态的年轻使他以多病之身达望九高龄——2011年7月14日,陶訏走完了自己求学不止、躬耕桃李的长达八十八年的人生,来给他送行的同事、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有700余人。

 陶訏当年的长治二中老领导、年近九旬的赵连中老先生亲笔撰挽联相送老同事:

投军营  脱险境  走上革命路

站讲台  挥笔杆  桃李满天下

他的学生、长治二中1962年高中毕业生李玉臻、苗挺等9人撰联感恩先生:

逾半纪岁月 严教谆诲如昨日

念一腔心血 育德展智恩终生

 他的学生、长治二中1963年高中毕业生马山明、程秀龙、牛德智等9人撰联悼念先生:

桃李悼良师  从今不复闻教诲

学生失益友  往后难再得音容

他的学生、长治二中1963年高中毕业生乔有才、赵建礼、赵善读等12人撰挽联歌颂先生:

无愧人师  满腔热血昭日月

堪称典范  风清气正泽杏坛

他的学生、长治二中1963年高中毕业生李吉祥、马扎根、孙迟明等15人撰挽联怀念先生:

天长地久有尽时

师恩绵绵无绝期

他的学生、长治二中1966年高中毕业生李仁和、李丽君撰联哭拜先生:

少小离家,求学无止八十载,识见比山高

耄耋犹教,诲我不倦五十年,师恩似海深

人无完人,陶訏自然也有微瑕,但他的头脑聪慧、读书不止、才思敏捷、治学不倦、著文简洁、语言风趣、思想深厚、献身教育、爱生如子,是所有接触过他的学者、同仁、学生共同称道的。

陶訏从1954年起,在长治传播文化、躬耕桃李近60年,对提高长治的文化品味、拓展长治的文化内涵,提高长治的教育质量,起到了播火传薪般的先行者作用,长治文化教育界同仁将会永远记得他以及与他同期来长治传播文化的那批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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